从2007年底开始，中国宣布将执行新的劳动法，除了强调工会组织成立及保护劳工权益之外，还涉及最低工资问题。经济学教科书上，对于市场的信任，以及对于政府的先天不信任，使得大部分经济学教科书的主流，对于最低工资的一贯观点是，如果市场自己能够解决，就不需要政府来强行介入，倾向于不赞成最低工资。甚至认为设定新的法令限制，只能进一步导致更多的失业，特别是考虑到这部分失业多数出现在底下层的百姓中。因此，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来补偿的话，总体社会福利只会下降。简单点说，设立最低工资法，比如月工资不得低于1,600之后，对于那些工资在5,000左右的小白领来说，这部法令完全没有任何影响。而对于那些在电子厂或者纺织工厂做女工的，薪水如果本来在1,200元包午餐的话，那么，工厂主宁可选择要求现有员工加班，而不愿意聘请新员工。这部分本来可以有一份工作的失业人员，如果回到乡下又没有田地可种，那么，极可能最终是在城市中漂泊，男盗女娼的下场。又或者被迫接受比没有最低工资法之前更低的薪水，成为不入册的黑工。
一直以来，纺织工业被认为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依靠的是低贱的劳工工资和长时间的加班工作，来赚取微不足道的回报。小型企业的工业主，在过去20年的中国经济大潮中，无论是三来一补，还是来料加工，主要的生产模式，也是香港接单，广东生产，厂家通过出口来赚取微薄的利润，更厚实部分，或者被政府税收收去，或者被垄断的中间商所榨取。对于厂商来说，利润中最重要的贡献便是低廉的年轻劳动力。这样一种大量劳工密集型的企业，解决了70年代以前，由于当局 人多力量大 的错误决策带来的社会恶果，变相将大量人口的劣势，转成为竞争优势，增大了中国的整体经济总量，但以人均收入来计算，实际上，劳工依然是非常贫穷。但是，经济的增长和资本的沉淀，必然带来劳动成本的提高，而随着人口的逐渐老龄化，这样一种工业面貌和企业形态，是不可持续的。特别是，对于某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比如纺织工业、玩具工业、电子产业等，人口结构的变化将是严重打击。
对于投资人来说，重要的事情，是要意识到，这个趋势，如同林森池所强调的，实际上是社会结构的大趋势。劳工的薪水提高，从之前广东的劳工荒便已经体现出来，最低工资法的立法和推行，远滞后于广东的劳工荒之后。但是，新的劳动法不止体现了最低工资法，还涉及企业主必须负责员工日后的养老问题，将本来应该由政府作为中介人来负担的社会责任，变相的转移给企业。这才是这部法令的最主要问题。
劳工的薪水提高，是迟早的事，其原因在于投入的资本增加，必然带来对应劳工薪水的增加。投资人需要分析的，不是去分辨劳工薪水提高这个法令，对于投资是个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股价会不会随之起伏，而是应该去判断，如果这是个坏消息的话，究竟有多坏。
数据和估值，是一切投资的核心。这一节，便是进一步分拆劳工工资薪水变化对公司利润的影响。在此之前，所要阐述的，是经济学中的 索罗经济增长模型 Solow growth model。
在经济学中，经济增长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课题，Solow 于1956年首次创立其模型，用来说明储蓄、资本积累和增长之间的关系。索洛增长模型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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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和供给方面：｛Y=F(K,L)，劳动和资本可以平滑替代，规模报酬不变，稻田条件（公式），在生产函数两边同除以L → y=F(k,1)=f(k)，所有符号均代表人均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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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方面：｛y=c+i，c=(1-s)y，y=(1-s)y+i，i=sy=sf(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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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存量的变化｛△k=i-δk=sf(k)-δk｝，投资、折旧和资本存量的 稳态，储蓄率对稳态的影响，资本积累能提高产出水平，但是无法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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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律水平 {c*=f(k*)-δk*，条件：MPK=δ}，一个经济肯定会自动收敛于一个稳定状态，但并不会自动收敛到一个 黄金律水平 的稳定状态。（这一个模型及表述，参见于常规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比如曼昆或者多恩布什的教材）
将经济的增长，抽象为资本积累、人力投入及技术水平的函数，*$$产出=F(资本,人力)+A$$* 其中 $$A=制度+管理+其他$$ 这是对经济的简单有效抽象。在工业化时期，这个模型是有效的，一个有效的例子，是一间工厂，构造厂房，然后购入机器，投入人工，生产产品。机器必须由人手操作，对应便有一个与之匹配的工人数量。然后，如果工厂自我复制，比如台湾公司在大陆的某些电子厂，一厂、二厂、三厂...那么，在机器只是简单的重复情况下，产出便与人力、资本的投入成线性函数关系。即是前面的参量F。
如果使用不同的技术设备及机器。那么，对应同样的资本投入和人力，产出会不同，因此，F也是一个变化量，显示的是技术的进步。同时，随着工人经验的积累，新的工人被培训再上岗，以避免之前的试错浪费成本，再加上组织管理方法上的提升，进一步促使物料的浪费减少，减少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同样的投入，将有更大的产出。这一部分，并不体现在技术中，而是体现在制度、管理、组织结构形式，甚至各种激励制度中，这个残差，用A来表示。A代表了 制度+管理+其他因素。经济学上，通过统计这一部分残差的余量，再对模型细化，便可以用不同的参量及理论来解释这部分残差。
任何一个经济学模式，应用于实例时，本身必须是可验证的，但考虑到市场千差万别，比如说，一条生产线可能是由数百台不同的机器构成，不同的厂家会选择不同的流程组合搭配。而产品的成本和售价，则明显同样受市场影响波动。商家则对产品会差异化。因此，如何选择出一个合适的恒定参照系，而在统计上对数据的选择和认知本身的偏差，可能已经超越了所要讨论的残差。使得作为讨论的数据基础本身，便是可疑的。特别考虑到当系统中各种因素变化量增大时，产业中的工厂，可能会表现出一系列连续变化的特质，对其进行比较，几乎是不可能的。
新古典增长经济及索洛模型，最大的问题便在于，宏观经济是如此广泛，除了大量的工业生产之外，还有消费品，服务等各种各样的产出和经济活动。比如说，如果用支出法: $$GDP＝总消费＋总投资＋净出口$$ 的话，GDP 中除了总投资和出口之外，还包括了消费及服务。而这部分GDP的增长，未必与人力投入同步，比如说，投资银行及对冲基金的人员可能很少，而诸如保险行业等金融服务业，平安公司的董事长马明哲的薪水支出是6,600万，该为该部分薪水支出和其产出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函数？很明显，Solow 增长模型，并不适合平安公司这个例子的应用。所以笔者对使用任何宏观经济模型试图抽象的统计加和一个广阔领域上千差万别的经济活动均持有相当的怀疑态度。
但当问题回到一个具体的纺织企业，比如鲁泰公司时，笔者觉得索洛模型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应用。此时的参照系未必是选择和同行业的其他公司比较，而是和公司在不同时间下的人力-资本投入及产出比较，这种比较可能更看出公司经营能力和管治水平的提升。
如同笔者之前阐述英国兰开郡纺织产业的变迁时所说明一样，在整个工业化时代中，或者说，一些社会思想家称为现代化时代的经济过程中，人实际上作为劳力，是随着机器而被配套的，这被称为人之物化。但从非常漫长的人类旧石器时代开始，工具的出现的同时，便反过来也改变了人类的生物性，这是人类的社会生物学特性。(这一部分可以参考笔者之前的《历史哲学》系列作品)
一个没有习得现代化工厂生产技能的员工，进入一个工业社区之后，通过逐步习得使用机器的技能，从农民变成工人。在这个过程中，身体中的某部分技能会被强化，以适应配套机器的要求。工业化过程中，技术变迁带来的机器变化，新的原料被使用，同时也带来技能的变迁。旧的技能被抛弃，新的技能被习得。整体上，组织结构，管理机制，配套使用的原料及所需的工人技能，成为一个互相匹配的整体。其中的配搭关系，可以称为技术关系函数。相对来说，好的机器必须配搭好的原料及好的工人。如果好机器配搭劣质原料和恶劣管理的话，产量及品质必然不如使用优良品质物料及良好管理的厂家。由于社会的生物竞争作用，达尔文主义在长时间下发挥了自动淘汰机制。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中间的改良可能是渐进的，但真正有所突破，乃是相对于原有的生产线，由于大量新资本的投入，更加高效复杂的机器，配套的出现。产业的演变，实际上是由于技术及机器的演变而出现崭新的面貌，这样一个面貌，意味着不同的资本投入，配套不同的员工薪水，以及不同的产出率、乃至产品毛利率，乃是一个离散式的稳态均衡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员工的薪水提高是一种随着新机器资本投入增大的必然结果。而只有在原有机器及人工投入已经构成均衡的情况下，单方面的增加人工薪水才是导致企业的约束条件改变，才出现某些企业会亏损倒闭的情形。所以，投资者所要考察的是，一个具体对应的公司，其员工薪水是否已经达到一个稳态合适的均衡，而这样一个均衡，是否会因为新的法令约束，导致被迫提高薪水，而将毛利率挤压至不可接受的程度，甚至破产。
根据上述思路，可以进一步探讨鲁泰的整体均衡变迁。根据公司过往历史，可以知道，公司历史上，有三次大规模扩产，一是上市B股集资，二是2000年A股集资，三是2004年试图发行可转债集资未成，转而借债扩产。可以以此划分三个周期，来衡量公司的资产、员工、固定资产变化率。
可以看到，公司的三周期特征非常明显。大体上，自公司2000年在股市募集到资金以后，总资产一路增加，说明公司一路在增长。特别是2000和2004年的总资产突然大幅度增大，说明公司此时募集到大量资金或从银行借债扩产。
同时，固定资产也一路增加，2003年以前，保持在总资产约50%水平。2004-2007年，保持在约58.8%的水平。说明公司一路扩张的同时，资金被平均分配进入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之中，同时，2000年由于在股市募集到资金充裕，因此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比率，是各占一半。而2004年以后，是借债投资固定资产，因此，固定资产比率上升到58%。这个比率的变化，显示了公司在资金不如先前充裕情况下，在管理运营上的努力：机器必然是一整套的购买，但物料及人力的运转，却是可以通过管理提高速度，从而减少存量的。
但固定资产的变化比率又和总资产不同，固定资产在2000 - 2003之间，是匀速提升。而2004 - 2007之间，几乎是在一年之中完成。说明公司扩产已经有一定经验，可以快速的完成厂房搭建及购买机器设备等事项。同时，随着资本规模扩大，人力也随之增加，因此人均固定资产随之变化。对应的三个周期，分别是人均固定资产10.9万元/人，16.6万元/人，22.7万元/人。考虑到固定资产之中，包含的是厂房、设备机器，每年均做折旧减值处理，但实际上作为实物的机器、厂房还在，因此，实际上后两者的数据还要更高一些。在2007年以前，所执行的会计准则中，并没有要求厂房、土地要按照市价计算入面值。因此，这个变化的数据，所说明的是，每一次扩张时，和每个员工所对应配套的机器，实际上是越来越昂贵了。又或者是每个人多操作了几台机器。因此人均资产变大了。
由于设备的购买和员工的招聘几乎是配套的，因此，每个周期内，人均固定资产的稳定性，显示了周期内所购买的设备，实际上是作为一个整体被设计的，这正是之前所说明的，以一个整体来考虑的技术能力。因此，人均固定资产在三个周期内的离散变化量，显示的正是使用的机器的技术进步（机器昂贵了），以及工厂对应的资本投入在不同水平上的扩张。
要观察出究竟是机器没有变化，只是简单的复制，每个人配套多台机器，还是由于使用了更加复杂的机器，而机器昂贵了。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考察产能对应于资本投入的变化率。对于前者来说，两者应该是同步变化，而对于后者来说，如果使用了更加昂贵的机器，而产能没有对应大幅度增加的话，那么，单位产品的固定资产及资本投入会变大，而这最终必须体现成为产品售价的提高，否则企业便会亏损，使得扩产成为一种错误的决策。
由于公司生产的产品单一，即是色织布+衬衫，笔者将一件衬衫用2米布计算。得到一个总米数，相应可以求得对应的生产每一米布需要的总资产及固定资产的量。由于总资产中包含了其他流动资产，借款先后到期又不同。比较简单的衡量方式，是直接用固定资产除回色织布总米数。可以看到，2000 - 2003年的周期，生产每一米色织布，平均需要的固定资产是15元/米。而2004-2007年，是25元/米。单位产品所沉淀的固定资产及配套资产大幅度升高，说明了使用了更加昂贵的机器。
同时，生产使用的物料是否变贵，则更难考察，因为物料并不等于简单的等同于流动资产。在整个2000 - 2007年间，人均资产平均36万。其中由于2001、2004年公司大规模扩产，而招工有滞后，因此员工人数增长略为滞后于资产增长，引起波动，但总体，人均总资产非常稳定。大约也呈现出二个不同周期的数据差异，但两者之间的波动并不大。人均资产的稳定性，以及人均固定资产的大幅度提高，对应便是人均流动资产的减少。这一数据减少，显示的可能是工艺过程的复杂化，或者说，更多人手被牵涉进去，而不是一个自动化型的节约人手的生产过程。
比较于 $$产出=F(资本，人力)+A$$ 这一方程式，这样一次典型的技术升级换代带来的结果是，人均色织布产量从平均的人均0.93米，变成人均0.73米。也即是说，人均产出变少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数据，说明了在2004 - 2007年这一次产品更新换代过程中，机器变得昂贵了之后，产量并没有同步变大，高度的资本投入，带来的不是简单的产量上的变化，而是产品在品质上的变化。或者说，产品的档次变了。同时，人力的增加投入之后，人均产能产出也变小了，说明了产品在变得昂贵的同时，制造产品的工业也更加复杂了，流程的复杂化，使得需要配套更多的人手。而简单的投入人力，并不能生产出复杂的产品。而相应需要更加有效的规模生产管理。
这样一个整体的人均固定资产、人均产能上的调整变化，说明了一个整体的面貌上的变化，而这是由于使用了不同的机器技术所带来。在这两个不同的均衡状态下，技术的升级换代，带来生产每一单位产品的资本沉淀增大，同时，也需要更多人手，才能生产出同样的一个单位产品。而后者，是需要支付薪水的，这意味着每一单位产品的总体成本的增加，而这一切，最终必须体现到产品售价中去。
总体上，由于工厂资本投入增加，规模扩大，各项数据，包括产能总额，总营业额，毛利总额，总净利润等均随之增加。但具体分解到每一单位时，便如同表格的最后一列所说明，每一米色织布的营业收入确实提升了，从14.28元/米，提升到23.4元/米。（这一个数据实际上将衬衫简单化的折算在色织布中，同时还包含了利用财技得到的汇兑收益，因此，会比实际的色织布卖出价要高。根据公司显示的数据，色织布的真正售价大约是17.7元/米。但采用的这一估算数据却可以真正模型化以显示并比较企业自身盈利能力的变化。）
这两者在售价上的差距，说明了机器的变化，确实带来了产品的更新换代，而不是简单的产量变化。这是真正的产品和技术升级，而非简单的规模复制。因为简单的规模复制，对于利润的贡献，是通过成本的下降，而不是通过产品在售价上的提升来体现的。
与机器、技术升级带来产品售价提高相对应的是人工成本的提高。公司逐年所支出的总薪水不断提高，一方面来源于员工数目的增加，另一方面来自员工加薪，要明确看出各种增加的幅度，比较合适的办法，是单独对应求出人工增加与各种指标的增加微分值。
根据上面方程式，在不同的技术状态下，投入相同的人力，会有不同的产出，也即是人均产出会不同。对应的核算方法，是计算人均营业收入。从人均营业收入看，其中2000 - 2003年平均人均营业收入15.4万，此时总薪水支出占营业收入平均8.2%，2004 - 2007年人均营业收入平均21.3万。薪水占营业收入平均10.9%。人均营业收入增加38%，（人均营业收入增加6万）而薪水开支占营业收入幅度增加32.9%。这说明以2000 - 2003，及2004 - 2007这两个周期间，第二个周期中，同样的人力投入，要比第一个周期多生产、销售出38%的营业收入，这同样显示了产品售价的提高，其中也包括技术提升、市场营销以及原料成本控制、财技运用，正是前面一系列文字所说明的内容。
这同样解释了为什么随着资本投入的增加，员工的薪水会随之变化。产出与人力相关的传统理论，是认为当技术固定的情况下，资本投入追加，于是对人力的投入会产生相应的边际效用。但事实上，从上述例子看到的是，当资本投入后，发生的实际情形是技术的换代，带来产品售价的提高。考虑到工人的激励作用，在激励效用函数固定的情况下，资本品的价格越高，支付工人更高薪水可以获得更多数额的产出及效益，从而资本家在产品升级之后，更乐意为工人提高薪水。而相应的，低产业级别的技术水平，只能生产低廉的产品，从而无动力再为工人提高更多的薪水激励。
2000年-2007，员工人均薪水一路增加。员工人数增加，年22.2%，总薪水增加幅度，平均年42%，因此可得出每个员工的薪水增加幅度是20%每年。可以看出，营业总成本和营业收入的增加幅度同步。而薪水的开支，则超越了成本和营业收入的增幅，更超越了毛利和净利润的增幅。升级换代之后，人均毛利从2.74万元/人，上升到3.22万元/人。（人均毛利增加0.48万/年，以税率继续按照12%计算，人均净利润增加2.83-2.41=0.42万，如果以25%税率计算，人均净利润增加2.41-2.06=0.35万元/人）。但薪水，却接近翻了一倍有余（从1.26万/年 → 2.31万/年，增加了1.05万）远超过毛利增加。
2001年，平均每个员工薪水是1,004元，2007年是2,313元，具体这2,313未必会完全以现金的形式落入员工口袋，其中还包括各种社保，税收等。但以2001年的物价而言，该公司员工2001 - 2007年的待遇，尚算非常合理，当然，这部分可能已经包括长时间劳动之后的超时加班工资。具体而言，这个计算得来的薪水可能会偏高，因为公司高管的薪水会在整个金字塔的顶端，总有一些公司高管的薪水，看起来不合时宜的高，从而使得按照平均值计算的员工薪水会偏高。（比如保险公司高管6,600万/人的年薪，如果此类高管多上10个，将使对员工薪水的平均计算数据大大的不准确。）但在鲁泰公司，高管的总薪水不超过支出总薪水的5%，因此，使得工人的平均薪水尚算合理。
从人均毛利和人均薪水增加的幅度来看，在机器换代的过程中，人均毛利增加0.48万/年，以税率12%计算，600元被政府作为税收收走了。而股东及资本家则获得人均4,200元的毛利。同时，工人人均的薪水提高是1.05万/年。很明显，在这个产业升级过程中，政府、投资人、受雇者，都是得益的。很难比较出资本家获得每个工人所贡献出的4,200元是否是一个非常合算的投资，因为这与资本家所投入的资本成本有关。但是，如果像鲁泰这笔投资是从银行借款而来，资本家实际上没有通过扩大新股追加投资，所付出的实际成本，实际上是之前不同年份的留存收益的机会成本，在这种情况下，这笔投资便很合算。
而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最大的得益者，实际是工人，由于资本品投入及工人对应人均资产的增加，工人的薪水随之大幅度提升。但是由于扩产的决策，是掌握在资本家和管理层手中，只有资本家有利可图的情况下，才会有动力更进一步进行产业升级。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出政府税收的作用。高税收将剥夺资本家的产业升级利润，最终扼杀资本家投资热情，最终，受损失的除了政府的税收本身，还有工人的薪水。相反，对高新企业的税收优惠，则最终将继续提高工人薪水。
2004年的升级换代之后，员工薪水提高了，从而避开了新劳动法的最低工资问题。考虑到公司员工平均年龄为21岁，以一个青年16岁出来打工计算，在工作3-5年后，获得大约2,300元/月的薪水，是可以留住员工的。而如果公司不在2004年升级换代，那么，2000 - 2003年的薪水水平，稳定在平均1,000元/月的话，那么随着新劳动法的实施。这个薪水刚好处在边缘状态。有一部分劳工的薪水会达不到这个要求，如果法令实施，那么，劳工成本会增大。而如果按照法令支付员工的薪水的话，产品售价不能提高，最终会蚕食毛利率，从而使得这门生意无利可图。更无法积蓄资本，做升级换代。这就是一家在2003年如果不能像鲁泰一样积累资本，追加投资的工厂的情形。
从一个社会整体上说，工人除了可以从事纺织业，也可以从事电子业、玩具业，也可以去上夜校，专科学校，学习技能，再出来工厂打工，也可以从事个体户工作，并没有任何具体的限制。具体对应于某一个地域，或者某种行业会相对吸收大部分的就业。但工人却是有自由选择迁徙的。因此，公司实际上是在社会层面和所有企业进行竞争。也即是说，就算不需要新劳动法，由于其他产业及企业的竞争，带来的劳工荒问题，将使企业被迫提高薪水而挤压利润。而对此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通过技术升级，提高资本品投入，从而一方面工人的薪水增加，另一方面，企业还能获得更多毛利。从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出整个制造业的运营模式：
投入机器 → 配套人力 → 组织生产 → 销售产品 → 获得利润 → 整体换机器 → 升级换代
而在这个过程中，先换机器提升能力的，能够获得高的产品单价，而人工成本及所配套的原料成本也随之上升，成为行业之中的领头羊。
整个竞争的形态及战略，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换代，从这一角度，可以看出管理层决定在2004年借债扩产，以及2009年增大股东本金扩产的重要性。每一次扩产，都是一次换机器升级的过程，犹如长跑，跟不上的竞争对手，便会被淘汰。公司的管理层在战略上是很成功的，如果没有升级换代，竞争对手获得资本升级，便会在长跑中胜出。而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股东是很不利的，因为赚了钱，便需要投入回去，买机器，最终绝大部分资产沉淀成为机器，而随着技术的变革，以原先账面资产入账的机器，实际上是一文不值。因此，林森池说，轻工业是烂棉袄，确实是一语中的。
从长远上观望，制造业中的公司，要长期胜出的话，不是简单的扩大规模，复制工厂策略，而是真正的管理变革，追加资本投入，引入自动化机器，节约人手，使生产更像一种技术，而不是手工面貌。从这个角度上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整体轻工业所走的，以低廉劳工薪水，从事血汗工厂的制造角色的定位，不但不能持续，那些遵循这一路线，不断搬厂到更加便宜劳力地区的大工厂，在竞争过程和产业升级中，会跑不过不断通过产业升级制造出优良产品的企业。
而从投资者角度，通过对固定资产扩产投入及人工薪水的分析，可以判断出公司在2004年的扩产，是一个战略性的决策点。公司在股市受挫，可转债不能发行的情况下，举债扩产，实在是非常高明的策略。如果当日公司这一策略不能成功运作，投资者在明确得到信号之后，就应该及时将公司股票抛出，这就是笔者一直所强调的，投资关键在于公司战略及基础分析，而不是一味教条式的死抱不放。
Michael Chen, 2008/Dec, 22
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为什么鲁泰2004 - 2007所投资的生产线，相对于类似欧洲，美国，日本，甚至台湾均是有竞争优势的。上表是Werner international 所统计的各个国家纺织业工人的劳工薪水中的部分国家摘录*(2002年数据) 该表数据是2002年数据，距今已经约7年。看起来有点旧，Werner international 每年均进行统计，大致上，劳工薪水数据，变化幅度受一定限制。以2002年计算，中国大陆沿海的纺织工人，每小时为0.69美金。2004年为0.76美金，2007年上升到0.86美金。该幅度增长，前者小幅度表现为工人人工薪水的提高。后者则主要体现了汇率变化，这也说明中国沿海的纺织工人，实际上的工资收入，在2004 - 2007间，跑输通胀。其原因，便是产业的技术水平没有升级，在这种情况下，毛利无法大幅度提高，从而不能支付更高的薪水给工人。因此，一旦新劳动法严格执行，企业投资人一核算，便破产倒闭，实在不足为奇。
流动资产除了包括现金、支票等外，尚包括企业所投资的股票及债券，以及存货等项。而流动负债则包括短期借款，即是从银行借款部分，以及员工薪水，应付供应商的货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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