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回陈志武教授《金融失衡急需政策调整》
面对资产升值，央行该做什么？这篇文章分为三个部分：
- 人民币升值问题
- 央行职责问题
- 股市泡沫和风险问题
回应陈志武教授的文章。下文是第一部分，
股市泡沫和央行职责--兼回陈志武教授《金融失衡急需政策调整》
陈志武教授在金融学方面研究很专深。他从读博士时候，便开始研究股票和金融市场相关的问题，国内现在非常流行的所谓 人口红利 说法，始作俑者便是陈志武教授。17年前，1990年，他在博士论文中，和 Gurdip Bakshi 合作，首次将储蓄生命周期理论，和婴儿潮联系起来研究。从而导出当婴儿潮达到49岁前，股市出现大牛市的说法，由此解释了20世纪90年代所出现的高PE,低股息率和牛市现象，并启发了此后大量关于人口生命周期和股票市场的研究，随着世界人口平均寿命的延长，人口老龄化对于经济带来的许多问题，尚须很多研究。华人在金融学的成就很少，思想方面贡献更少。国人今日热谈 人口红利 ，却不知道他在这方面的贡献，所以特别提出来，发扬一下。另外，几年来的系列文字，以经济学、金融学为媒介，面向民众，从经济角度解释自由理念的重要，曲线救国，也值得佩服。
在《金融失衡急需政策调整》中，他指出来，股市泡沫、房价失控、外汇储备膨胀、出口顺差飞涨，还有就是银行存款真实利率为-3%，链接 因此以利率调整为宏观调控手段难以奏效，这些失衡现象从表面看好像彼此孤立，但实际上都是由人民币升值太慢所致，或至少是众多问题的主要根源之一。并指出人民币升值太慢已带来方方面面的失衡，包括，热钱冲进、人民币不愿意出去、为了应付分流出台许多古怪政策、贸易顺差爆升等问题。
这一点很有见地。在2005年年底以前，外资证券行许多分析员已经看到这一点，但不愿意说，只是悄悄把资金挪进来，并努力扩大QFII的份额，而当股票牛市在2006年开始起步的时候，国内的分析员和证券从业人员，也极少意识到，股票市场和房产市场，本身只不过是经济大循环中的一个蓄水池，所以，长周期、系统性的涨跌，与经济景气循环及货币-汇率政策关系密切，而继续沿着公司和行业分析去研究市场，由于5年连续的熊市，以至连涨都不大敢说出来。国内分析员最早系统性表述出来货币、汇率和资产名义面值之间关系的是高善文在2006年5月的〈资产重估〉演讲。他用 资产重估 这个概念，来表述当人民币升值受到压抑时，变相用贸易顺差形式来造成名义资产面值膨胀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见解，得益于他之前在人民银行的工作经历。随后一年，市场逐渐意识到这一涨跌根源，股市热潮，也带动了更多的非股民经济学爱好者的转变和参与，主要核心则是针对人民币盯死美元的小幅度波动固定汇率，与中美两国真实购买力的错配问题，以及在这一年见，为了维持这一小幅波动盯死汇率，所出现的大量吃力不讨好的愚蠢行为。
下面要提出来探讨的地方在于：尽管陈教授提出这些失衡的问题都给问题指出了正确的根源，也显示了央行是否加息本身是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但问题在于，陈教授认为 股市泡沫是未来几年最大的经济和社会风险 ，并由此需要加速调整金融政策-------从源头开始，让人民币尽快升值，以此消除未来升值的可预期性，这一点是我不同意的地方。以下分为几方面来论述：
1、人民币升值问题。人民币在现阶段应该升值，这方面极少有异议。原因来自中美两国的购买力平价问题。根据基本的经济学原理，购买力平价在扣除空间区位成本因素后，应该大致接近。但究竟应该升值多少呢？有各种不同算法，比如按照购买力平价和按照工资平价的话，计算方式不同，结果便不同。陶冬在2005年根据上面不同的方法，便得到从1:4和1:5两种可能。而根据统计数据的不同，也得到不同结果，所以市面也有1:6.5的说法。但无论何种方式，以当日人民币：美元汇率8:1算起，或者现在的7.5:1，明显离此甚远，所以人民币在这个阶段升值并没有异议。
但是，问题在于该升到多少。从上述各种说法，可以看出，其实并没有一个公议同意的汇率比例。因为经济体系本身，正从固定汇率转向人民币完全自由浮动汇率。简单点说，汇率体系，只有3种，固定汇率，自由浮动汇率，和肮脏盯住汇率。尽管又可以分为不同强度。目前中国，就是从固定汇率转向小幅度订住的肮脏管理汇率，并期望彻底转向自由浮动汇率。
但是，经济学中，对于如何升值、转型的问题，存在不同的争议。在理论模型中，最优的策略是一次调整到位。但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到，究竟什么是最优的汇率点，本身就是争议的。因为自由浮动汇率体系的好处，即是本身自由浮动，并不存在所谓静态的均衡点，而由市场完全自由动态决定。任何人为设定的最优值，本身必然不可能是动态最优的。计划和设定，不可能赶的上市场每一秒钟的变化。因为不存在任何一个可能的统计部门，来跟随市场动态的决定最优汇率。其本质原理来源于哈耶克和朝圣山的观点，即计划经济对经济体系的认知和信息收集、判断，不可能超越自由选择的市场机制，这决定了这个最优的一次比例，不可能事先知道，这也是完全大规模计划经济失败的根本原因所在。也即是说，由于没有一个自由的外汇交易市场，外汇价格不反映供求状况，当局无法找到一个更合适的指标来衡量什么是最合适的利率，从而任何汇率价格都可能是错的，而最终的均衡结果，只能由自由市场通过试错得到。
另一方面，汇率存在超调的问题，简单点说，就是就算汇率已经被调整到事后被确认的最优点，但是，在调整过程中，由于市场参与人的各种作用力，汇率会被过度调整。这一点，参与股市游戏的人相信都应该明白，这既是索罗斯所说的，繁荣被过度延长，而事实上，衰退也一样。所以，一次性调整并无法真正解决汇率问题，调整后，仍然将继续震荡，而这种震荡，仍然超越任何人的预计，只有市场才知道。
所以，理论上的最优方法，事实上并不可行。次优的方法，是小幅度盯住。即是所谓 爬行盯住 。不按照秒为计时单位，而以季度或者年为单位来调整，目前中国也是按照这个方式，以年为大致单位调整。特别是1998年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和港币对于美国，采用的是硬盯住，即是以日统计的波幅极低。
理论上说，爬行盯住是非常不可靠的，因为事先提出一个范围目标，会被市场有所预期并获利。但中国很特别的地方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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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个大国，经济总量很大，要攻击中国的金融体系的话，需要的资金要比攻击泰国、香港多出来很多，一般很难募集到如此多资金，而共谋则产生集体行动的很难同步协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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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资本稀缺，如果按照经济学分类，中国的资本管制，属于巴克的分类法中，最高强度的管制方式：行政审批，数量管制、直接管理，典型的行政控制的金融体系。在管制资本流出的体制方面，除了外管局之外，发改委、人民银行、证监会都同时负责部分的管制，行政规则奇多，而且随时自由调整（此次直通车便可以看见多部门之互相冲突）。加之中国行政区域辽阔，这些规则在各地执行的细节也不同，一般外人很难了解到经常人为制定的地方政策，也投诉无门，从而攻击变得非常困难。但这一体系的转型，需要时间。现在突然形势逆转，当钱过多的时候，管制流出体系仍在，流出管道则未成熟通畅，所以便出现各种各样的古怪直通车行为。这即是其背后的制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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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不是自由兑换的货币。虽然中国以外的亚洲其他地区，也存在一个离岸市场，但可收集到的人民币，与国内总量比较，仍然非常有限。这就是1998年金融危机时候，林毅夫说，不怕索罗斯，如果来攻击，就大量印刷人民币给他就可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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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政策可以随时被改动，商业银行也尽在行政控制手中，令到攻击者无法利用常见的衍生工具，比如从银行借贷人民币来攻击。
有了高强度的资本管制配合，爬行盯住还是勉强可行的。特别对于高通货膨胀体更是如此，这就是麦金农所指出的，资本管制下的爬行盯住，要优于放弃资本管制的爬行盯住。但这种策略带来的代价非常高昂，一方面维持这个制度的成本奇高，资源被浪费，效率扭曲，同时造成陈志武所说的各种错配问题，包括资产泡沫，金融扭曲乃至可能的高速通货膨胀。另外，资本管制本身是一种博弈过程，管制在一小段时间内，能造成一定隔离出来的利率差，但幅度上有，时间也限制，格罗斯对比利时和墨西哥的研究就说明，当局的管制方法，只能维持一年左右，随后市场必然找到更新的方法来逃避管制，从而迫使当局不得不去发明新的管制方法。而 Dooley 1980，也说明，利率差最多能控制在4%左右。当超越这个数目时，市民和外国人便有动力发明更多的方法来逃避规则。这个博弈过程，令当局不胜其扰，频于救火，（对深圳地下钱庄的打击，也是其中一例） 这也深刻的加深了市民对于管制和统治的不满和反感。
但是，总体上说，配合一个高强度的资本管制，以及付出相应的成本，维持一个短期内的爬行盯住，尽管经济学理论认为并不可行，但在中国国情下，却是勉强可维持的。之前本坛不总认为管制的长城已经崩溃，余永定所主张的钢铁长城乃是空中楼阁，但实际上，不总不明白管制本身乃是一个动态博奕过程，有如武侠高手比拼内力，一重又一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道长城被击倒，后面还有许多道可以创生，关键就是看管治阶层是否如千手观音搬左遮右挡，同时也考验百姓的创造力。至于挡不挡的住，则因时而异，结果也只有天知晓。但这个博奕，却真正体现资本市场的博弈精髓，百姓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对政府不信任感和市场过程。
那么，爬行盯住该如何爬行？由于现在的汇率，是被肮脏的操纵着，最不造成市场困绕的，便是一个事先明确的承诺，并通过事后的执行来强化这一承诺，从而减少由于不可预期模糊性带来的交易成本。在这方面，自2005年升值以来，央行一直保持 3-5%的升值水平，由于人民币乃是盯住美元，美元的利率和人民币的利率差保持在2%-3%时，这使得无风险套利没有足够的吸引力，但当美元开始减息而变相对人民币贬值之后，使得追逐人民币升值的吸引力更大了。从事后操作来看，过往2年来，这一比例是合适并行之有效的，并且已经成为工商业、百姓预期，许多的工商业从业人员，在协商交易价格之初，已经将这一预期入到合同中，对于无法事先用合同消化，或者无法转嫁给外国买家的，也部分用企业的短期外债来作为财务平衡。可以争议是，是否需要把这个爬行速度略为提高，但是，从博奕角度来看，对市场最小的扰动方式，便是保持逐年的稳定，先前的预期多少，现在便执行多少，这是对市场的最小扰动。
陈志武和余永定均主张应该加速升值，这使得汇率升值速度忽快忽慢，反过来使央行政策，造成市场的真正扰动，而这一加速又不能过快，所以，无法真正解决问题，而一个不可预期的汇率比值，真正伤害的是工业。另外还存在一种可能性，即是麦金农所指出的，如果把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从8.27:1，突然提高到7:1，由于市场预期人民币要进一步加速升值，会把人民币资产的利率压到零，从而陷入流动性陷阱。此时货币政策将失效。
从这一角度，在我个人看来，与其乱浮动，不如继续维持前2年步伐，即每年3-5%的升值幅度。这是与余永定和陈志武的观点不同的地方。不作为，加上稳定的可信的承诺，比乱作为好。只是不知道央行是否能如此大智若愚。
关于升值方面，最后要提几句的是关于自由浮动汇率，现阶段如果彻底自由浮动，即等于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主要伤害的不止工业，也包括农业。对于工业伤害的是进出口贸易部分，由于在全球工业链中，中国现在是利用低价的劳动力做产品加工，工业和进出口是经济中的主要构成部分，也是解决大量入城农民出路的主要管道，由于中国过往对于企业手中的外币，是强买强卖，所以，根本不存在一个成熟交易的外币套期保值市场，企业并没有办法完全通过金融运作来对冲消除升值的影响，一旦高速升值，企业受伤之外，汇率的波动不确定性，将从总体影响进出口贸易量，这是麦金农在其论文集《东亚高储蓄两难》中已经指出的问题。也是很多人都知道了，但很少人意识到的是，除了工业之外，更受伤的是农业。张五常最近在《人民币升值》的系列中，也从农民工资收入角度提到这一问题。但更早提出这一的是陶冬，2005年便已经指出人民币升值对农产品的影响可能大于对工业的影响。考虑到8亿农民是……立国之本，一旦农业发生骚乱，可能影响政权统治问题。从本质上说，从固定汇率走向自由浮动并不可怕，已经在市场上混惯了的工商业，在混乱之后，迟早会自发调整回来，但对于农民来说，却未必能很快适应。因此，人民币不高速升值，已经超越了金融领域探讨之外，而是政治领域问题了。
下周再写第2和第3部分。
（二） 银行的起源
一不小心，这文字就成了古龙式的有头无尾了。继续书写，呵呵
先简要回顾第一部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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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值的逻辑根源是购买力（工资）平价。这源自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思想，其背后根本逻辑则是源自达尔文的竞争主义，自由竞争市场的套利作用，使长期下物品围绕一价定律浮动。一个试图操控汇率制度的政府，或者延缓这个趋势达到均衡的时间，或者短期下死顶逆行背离，但不能在长期上改变这一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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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的最佳升值方式是一步到位，这假定存在一个聪明的全能全知的上帝，能够预先估算出这个值。但事实上，这个值乃是由市场博弈而成，这导致购买力/工资平价存在一个波动范围，同时，由于博弈作用，汇率会超调，所以动态上不存在这一静止最优均衡汇率点，只能由市场通过试错而形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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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优的选择，是稳步升值，由于不存在一个成熟外汇期货市场，稳步升值，使从事进出口的实业，能够预先把这个范围通过公司运营消化掉，这对于这个 GDP 增长中出口超过25%的国家中的企业，至关重要。汇率的稳定性，对于进出口占经济比重非常大的经济体特别重要。一个例子是1984年的香港，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以来，采用盯住美元的联系汇率。当美元逐步减息，而本港则经济过热时，为了维系这一汇率，不得不忍受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这个过程和现在中国有类似之处，其背后，同样有不得已的苦衷。乃因香港经济中依赖进出口的比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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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高速升值，忽快忽慢，最不可取，因为工商业无法预期，徒然增加不确定性而降低经济效率。但就算突然采用这种方式，相信金融、工商业迟早会在博弈中自求多福并调整过来。这种策略下，真正受伤的不是工业，是农业。农业是立国之本。国朝肇始于南湖学生社团，但却倚赖 分田地，均贫富 及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于马上夺天下。所以18年前，老人可以毫不犹豫用枪支坦克对付手无寸铁的刘和珍。但一旦经济崩溃，八亿游击队散漫于神州大地，再高明的管治者恐怕也无可奈何。一旦高速升值，美国大农场的农产品及肉类大量进口，农业失守，很难说会不会出现这种局面，尽管这个风险可能性极低，但一旦出现，代价却极其高昂。在对农民起义的历史教科书正面歌颂的背后，是对慕容式反噬的深深恐惧。这样一种恐惧，甚至可以看成一种原罪，而秉承自千百年的历史文化潜意识中，从立国开始，便深埋于主政者心中，作为高明的政治家，与纯粹的从金融、工商业角度的考虑不同，必须平衡各方面风险。从而这样一种稳步升值是最符合政治和谐考量的。这一点，也是陈教授和其他纯粹的经济学者，在讨论决策时，和当局所实际考虑的最大不同------当然，也不排除某些政治操盘手会出现极其愚蠢决策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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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升值及贸易顺差，势必带来大量高能货币，间接引起通涨。关于通涨的问题及讨论，留待下一篇文字《货币数量论和通货膨胀》再行论述。
这一节，先讨论央行的职责问题。陈志武的逻辑是资产泡沫会造成社会危害，因此央行应该出手干预。这一节，以美联储为样板，探讨央行的职责。考虑到当下以货币为媒介的战争阴谋论盛行，所以顺手澄清一些事实。
要讨论央行，要先从银行和货币说起。当代的西方金融体系，植根于资本主义之中。而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则转折成型于13至17世纪之间。此前的各种宗教制度文化因素，在这一时期蜕变，沿袭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一部分。（相关部分可以阅读笔者之前四十一篇《历史哲学概述》）。但货币的历史，则远比这古老。
在文献记述的历史中，货币制度一直以有形商品为基础。（所以当代电子货币的出现，实质上是一大变化，有形物理媒介的消失，使电子货币充分凸现了 信用 的作用，以及其背后所深深依赖的法律，制度因素的重要作用）理论上，任何物品，均可用于做交换媒介，牲畜、贝壳，石头，烟草等等，比如一个后来成为宰相的奴隶，和五张羊皮等价。在中国古代，女人有时也被作为交换媒介，比如王昭君和文成公主的和番。但红颜易老，就物品的保值和耐用性而言，女人不如黄金。最为耐用并被广泛使用的依然是金属，尤其是黄金和白银。直至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之前，黄金和白银，一直作为货币信心的保证而存在。
但黄金作为货币的计价单位，如同曹sir仁超所戏言，此一行为乃是人类最最愚蠢的行为。在实际生活中，在作为货币信心单位之外，黄金除了极少量的以其良好的耐磨性用于线路板和电子工业，作为连接插卡的导电层外，并没有其他大量应用的实际用途。人类耗用了大量机器、石油，将金砂从地下、河流淘出，而又用大量有毒的氰化物将其从矿石中提纯，融成金块，最终的目的，是将其变成金砖，再度埋入地下。这实在是人类数千年来以来最为愚蠢的行为之一。大师佛里德曼在《货币的祸害》中，便用大西洋小岛那些沉没于海底的巨石的故事，浓缩了人类社会制度中这一愚蠢的行为。（关于黄金和货币史的故事，留待《金本位和货币史》一节论述）但这一行为，伴随人类文明最近千余年历史，而银行，便是在此背景下产生。
在当代，一个商业银行基础的业务，便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从业务上看，这实质上和一个左手低价买进，右手高价卖出的进出口贸易商并没有根本性区别，只不过其所经营的商品是货币，而其间的价差，则是利息差而已。
在古代，最早从事放贷业务的是庙宇。神权和信仰获得信徒支持，最实际的信仰行动，便是捐献财物，从而庙宇得以积累大量。同时，在很多时代，僧侣、教徒可以获得税收上的优惠，比如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当和尚可以免税。这和当代高额的税收比较，这种待遇可以说是一种市场专利。传闻当代各个庙宇的高僧大师，参与各种市场交易，打游戏机，吃肯德基、买基金。。。。。但估计与国民一同待遇，分红仍要收税。所以南北朝和唐之间，大量人口成为僧侣。最高峰时，有记载说全国1/3人口均成为僧侣，成为此后多次灭佛行动的经济诱引。所以，庙宇有机会积累大量财富。（在犹太-基督教史上，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公元前198年，塞琉古王朝夺取了巴勒斯坦和腓尼基。战争使塞琉古王朝国库空虚，而巴勒斯坦的圣殿，因为几百年来犹太人财富的贡献积聚，成为可能补充财政的一个重要来源。国王塞琉古四世曾试图抢劫圣殿未果。于是，公元前168年，在犹太人逐走了国王任命的大祭司之后，国王安条克四世宣布犹太教为非法，废止一切犹太教的节期、禁止行割礼、禁守安息日、焚烧圣经、在耶路撒冷圣殿里竖起希腊神祗宙斯的祭坛，并在其上用犹太人视为不洁的猪进行献祭，强令犹太人食用猪肉。由此，犹太人玛喀比起来暴动，并于公元前143年建立玛喀比王朝，并一直独立到公元前63年罗马的庞培占领巴勒斯坦，并将巴勒斯坦、叙利亚设为罗马行省为止。后世犹太人的光明节（Hanukah）也来源于此。这一节故事，参读笔者《历史哲学概述》中《犹太人希腊化》一节）
由于借贷间的差异，使信徒、僧侣们有动力收集公共财务，加大借出的业务量。赚回来的钱，则进一步修葺庙宇，彰显神威。现代银行的威严建筑，其背后也是为了彰显此种财富效应以增加民众信心，其建筑意义，看起来和庙宇也很接近。但庙宇所借贷出去的，更多是财物，而非象银行一样，专门局限于处理货币，所以，庙宇更象高利贷或者典当行，而不是银行。
在西方，封建农业社会，积累资本的来源是土地，而地租则是资本的合理回报。罗马帝国分裂以后，欧洲大陆上，长期的分裂战争，使私人资本家得以存在而不被中央集权所消灭。商业贸易的发展，则有利于资本积累，但他们的财富，往往是数代人家族式的积累。（这一点与 Bill Gates 比较，或者碧桂园比较，可以看见社会积累财富的方式的飞跃及与社会经济制度结构变化的关系。） 比如文艺复兴时，Medici家族成为欧洲最富裕的家族。这个家族的人物，贯穿佛罗伦萨的历史并以其家族的口味领导了主流社会的艺术品位，塑造了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黄金时期。所支持过的天才人物，包括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伽利略等，这个家族发家的业务之一，便是银行业，另外一个行业是药业。后来的家族，则比如十六世纪的 Fuggers家族，十七世纪的 Rothschild 家族等。这些家族在财富急剧积累之后，信誉膨胀，从而被诱发或者被强迫去从事借贷业务，而最主要的借贷者，便是国王。Fuggers 家族创造了一个著名的复利的例子，就是以14%借出20万金币给西班牙国王，导致20年后西班牙国王破产而需要债务重组。但实际上，富商并没有实权去对付国王的赖债。所以，中世纪到工业革命之前的资本家族中有野心的男孩子，总不自觉要去涉足权力。或者购买地产，换取头衔，或者将财富转换成为权力，并与权贵联姻。但世事多变，权力并不永恒，在封建制度体系中，君主的死亡乃是一种最大的风险。因为这意味着所有的契约必须重新签订。而这也提供了一个给统治者反悔的机会，比如喜欢装穷的嘉庆皇帝，就趁机把和珅处死，肥了国库许多年。而多变是时局，使得和政权联姻，本身就是一种风险。（比如香港霍氏，因为航运业的关系，沾染红色，所以地产饱受歧视，今日码头边上的星光行，当年曾三年没有电灯，后来霍氏只好玩玩奥运，便是一例。而首富李氏，则有鉴于此，小心谨慎，左右摇摆。）这些家族所从事的业务，并非专一以货币汇兑为目的，也并非以大量面对普通民众为目的。
更接近于当代银行的起源版本，有两种不同说法，一是一个是金匠版本，另一个是汇兑商版本。金匠版本认为，银行的出现是从储蓄功能开始的。在金银作为货币的主要体系中，一些有金子的人为了储存安全，将金子存放在金匠铺，同时交付一定额度的保管费。金匠除了负责对金子的坚定，也负责保管。由于存放的金子有一部分是常量 不需动用 的，于是这部分金子可以被借贷出去，获得利息收入，无本生利，而放贷者，天然便懂得了控制储备金以防范日常之需的道理。同时，金匠们开出的收条，则成为一种变相的1:1发行的票据货币，可以代替硬币或者金属。另一种是汇兑商版本，比如中国古代的山西票号，从事商业票据的兑汇。无论如何，到15-17世纪之间，交易货币供给，和银行业务结合，已经成为一种意外发展出来的历史事件。
金匠版本着重于银行的储存功能，而汇兑版本着重于银行的汇兑功能，于是，存、贷、汇便是常见商业银行的最基本业务。实际上，银行又和其他业务常相伴而成。比如美国淘金业狂热过程，淘金者不但要保存黄金，也要从全国各地购买物品消耗，所以，便发展出邮政同时兼具银行的业务。当代日本人，由于战后物资缺乏，情况也与此类似，邮政也集结大量金钱，所以小泉需要对邮政大动手术，实际上，也是对金融体系动手术。而美国的投资银行，尽管一开始和银行业的票据交换、黄金输送有关系，但却是以承销国债为开始，并一直以销售债券、股票作为主业，不再局限于存、贷、汇等业务。但无论如何，存、贷、汇依然是银行最基础的业务.
写文章写到此处，突然找到一篇文章，解释银行的运作：一看写的比我还详细，赶的上崔景题诗在上头了。所以今天的文章就写到这里，推荐各位先阅读该文所写的银行业务，再来讨论美国的中央银行演变。
Michael 2007年12月17日。
（三）银行这门生意
上一节说到，最为基础的商业银行业务包括三部分，存、贷、汇。存看起来是代客保管财产的业务，但实际上却是要付出利息给客户。所以，存-贷业务实际上，一脉相承，构成一个生意。这个生意和低买高卖的进出口贸易商，或者街头的 7-11 便利店，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区别，只不过其贩卖的商品是货币，其价格差，则是存贷之间的利差。
现今大部分的经济学教科书，多数从经济系统的角度，即是将银行业的整体，看成整个金融系统的一部分进行分析，而不强调单一的金融公司，作为货币、票据的贸易商，追求利润的本质。除非制度设计上的扭曲，使得这一企业追求其他目标，比如在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管理层挥霍浪费，（这种做法的学术名词是费用最大化），否则，在自由竞争，产权明晰的情况，企业便会着眼于追求利润的增长。而在一些国家，银行又往往以其威严的面貌，和大企业、政府关系密切，暗箱作业，构成一个垄断的小圈子并获得令人惊奇的权力，而很难让民众产生将其和街头的便利店对等的印象，（比如一个 ATM 机器本身的软件误差，让一个穷人获得终生监禁并在监狱中无偿劳役，如此量刑，与100年前孔乙己从7-11便利店偷取4粒茴香豆或者从书店偷一本书而被打断双腿更加严重）但究其实质，在业务上却是一致。这一点，要特别提出来请读者注意，因为这乃是从商科的角度来看待这一行业，而非以一个号称指点江山，实际上却是为极。权谋利的经济学国师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其间的区别，正是商科知识和经济学科的分析范式的区别，而这对于一个购入银行业股票的普通个人投资者同样适用。
尽管工商贸易由来已久，但在现代，以公司为起点，分离开来研究公司经营组织、盈利之道，却是自德鲁克开始。这也与经济学科将公司看成一个纯粹的要素输入，产品输出的黑箱的分析范式不同。（其间的差别，参见《工商管理知识的基础》系列）。商界思想家中，波特明确指出 竞争 的作用所在。在自由竞争的商业经济社会，竞争不外两途，一是产品、服务差异化，二就是更低的价格。
对于一家银行来说，在早期，当黄金尚处于由不同金匠打造出来的时代，金子纯度或许略有差异，但在当代，纸币已经明确作为法币流通的社会，由中国银行秉承董事会命印刷出来的100元港币大钞，除了上面的图案是帆船外，在购买力等方面和汇丰银行印刷出来的狮子钞票，实在没有什么不同。而在一定的可兑换体系下，这张钞票又对应于相应比例的印刷有毛大头或者富兰克林的钞票。所以，当代的银行业，若果单纯以贩卖钞票获取存贷利差而言，银行业的产品竞争比零售业更为单调而同质化，乃是天下间最没有产品差异化的行业，其竞争，必然是最为直接价格竞争。
从财务分析讲： 收益率 = 利润率 x 资产周转率 。提高收益，不外两个途径，一是利润率，二是资产周转率。要提高利润率，便必须在存-贷差之间动脑筋，降低借入成本，提高贷出利息。对于银行而言，客户的存款即是负债，包括储蓄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通知存款，与货币市场相联的存款，比如同业拆借，或者从央行的贴现窗口借入，回购协议等形式。不同形式的借入成本不同，比如付给客户的定期存款的利息，便要比随时可以取现的活期存款利息要高。而贷款即是资产业务，包括小额贷款、房屋抵押按揭贷款、中长期贷款、项目融资、公司重组贷款、银团贷款等；通过在市场上对银行的客户进行分类，并提供不同的期限以及议定贷款利息，对于长期的大客户，提供更加优惠的利息，而对于临时的高风险的客户，通过降低贷款额度，提高贷款利息，并要求提供质押物或者担保。
相对来说，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在上述这些活动中的不同项目会略有差异，各有专长，比如专门的储蓄机构可能吸收到更加低成本的存款，但在放款给大工业客户上的水平有所欠缺，而某些专门的银行，可能针对某些特定的业务，比如农业银行，一开始可能的定位就是针对农业，而进出口银行则可能一开始就针对进出口商的业务。但一旦银行数量增加，竞争的加剧将使得针对不同业务范围的政策管制通过寻阻的形式被耗散，业务也不断重合，互相竞争。最终使得整体上，无论是吸收存款或者是发放贷款，存-贷利差之间的利润率，只能在一个极小的幅度下波动。
在利润率受局限的情况下，要提高收益率，便必须倚赖资产周转率。资产周转率，是用销售收入相对于资产的比率而言。对于一家街头的便利店来说，投入1000元成本得到100包10元/包的香烟，然后以11元的价格卖出。获得1100元，又用其继续购买香烟，货如轮转，现金如流水，同样的资本，可以获得更多的销售收入。倚赖的是加快 钱-物-钱 这个经济系统的循环时间。但对于银行来说，银行经营的产品就是钱本身，而加快贷款的运转，比如将长期贷款转变为短期贷款本身，并不会象便利店一样带来更大的收益，反而可能是更多风险。
在这方面，银行和便利店和进出口商别有不同。一个进出口商不可能贩卖它手上没有的商品，就算对于先预收货款及定单，再在后续时间出货的厂商，本质上，其贩卖的商品，和其买进的商品，也仍然是在总量上一一对应的。对应的，银行体系所贩卖的商品是货币，而银行，却是可以无中生有的创造货币的。这是银行最大的不同于一个常规进出口商的特点。
银行以其信用为保证，创生货币。下面模拟一个故事，解释银行信用如何创生货币。假设经济中，只有一个银行体系，一个美国大兵捕鱼，一个中国农民采果子。在没有货币体系的时候，果子和鱼类进行实时的现场议价的方式来进行交换，使双方的福利得到增进。但货币的出现，将这个交换过程分解、分配在不同的时间中。于是货币体系自动创生，物品通过货币标价进行交易，由于农民和渔夫每日的产量有一定波动，交易平衡之后，所得的剩余部分，便以货币表示，而货币，则存入银行中，成为生产者的财富。这种财富，实际上乃是一种过往的历史凭证，意味着曾经的一种权利----在某个制度体系下的一种债权。
如果大海气候不好，又或许渔夫好吃懒做，于是，渔夫便向银行借钱，向农民买果子。同时向银行支付利息，承诺来日再行还款。在没有货币体系的时候，渔夫赖帐的风险，由农民承担，而当银行出现以后，这个过程被进一步分解，渔夫赖帐的风险，由银行承担，而银行由于提供了这种担保，便获得了一定的贴水。农民收到渔夫的货币，则继续存入银行中。这时，隐含的，农民也面对银行赖帐的风险。但通过这种迂回式的制度安排，风险被拆分从而可以变相抵消分解。
在这个模型中，假定一开始银行有100元货币净资产，第一个月，借出80元给美国大兵，剩余20元。而美国渔夫将这80元用尽，购买谷物，农民收到钱之后，又将这80元存回银行，于是银行实质上的100元净资产并无任何改变，但是其资产负债表上，却各自多了一栏80元。如果这种情况，在第2个月并没有改变，那么，这一栏便变成了160元，理论上说，如果这种情况继续持续不变，那么以100元为基础，实质上可以发无限货币。而其一开始的100元，就算以一块做了标记的海底大石来代替，实质上也并无不可，只要不发生清偿，各种交易仍然得以继续。
这个故事，说明了货币实质上体现了倚赖于某一制度演进形成的债务及交换权利。从本原上说，货币，只不过是这个债务及交换权利的一个记号而已，。但是，正如演进博弈论所说明的，制度实际上倚赖的是信心，信心的崩溃，随时会导致制度的崩溃。（在2005年香港公开大学的讲座上，工银亚洲的黄远辉，便用他自己在内地的国库券例子说明了，这样一种制度，随时可能因为地方迁移，而导致这些财富彻底归零。另外一个例子，则是苏联解体后的卢布。对于一个国家的没有信心，导致对该国货币的抛弃，贬值）。假如美国渔夫突然要建房子，向银行贷款按揭，而银行已经和美国渔夫签订了30年的长期合约，每年收回一部分利息。而忽然经济体系中的农民突然要求银行全部清偿，比如提出160万的现金，银行体系便会发生困难。这就是银行间的挤兑。原因在于，银行这门生意的内在特征就是----借短贷长。借入的头寸期限短，而放出的贷款时间长，本身要创造利润，便是倚赖以某一基础的资产，通过杠杆效用，来放大利润率。而长时间下，又有如此多的意外事件，可能令到民众突然要用到钱或者对于银行的信心产生疑问，所以，银行的业务模式，也就是银行的内生风险所在。
这个时候，如果银行要求农民每月只能拿3万元，那么，农民可能便会起镰刀和锄头等候在银行门口，准备将银行的招牌拆下来了。（如果没有发生这种状况，一个可能的解释则是，银行的招牌可能会被看成是金融结构而由持棍棒的家奴保护，任何损坏都可能判处终生监禁，这样一种情况，乃是只能在某些特殊的制度保护下才可能发生。）如果经济中存在大量的银行，那么，农民们便会想办法，将自己的积蓄，从一家银行蚂蚁搬家的迁移到另外一家银行，这就是中国90年代在许多地区发生的信用社倒闭的故事。由于各地的信用社资产有限，民众的圈子又小，信息传播速度非常快，所以，更容易发生挤兑。而金融体系本身一个特点，便是恐慌传染性，一个银行的倒闭，会连锁性的引起其他地区的怀疑，导致一家又一家的银行倒闭。从而导致整个信用体系崩溃。
经济体系中，经过同业公议，会要求放款银行保持一定比例的资本。即是说不能无限制的放款，假如美国大兵的还款很可疑，那么，要贷出100元，那么，最少银行得保持8元，这就是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的资产充足率。实际上，这个充足率，也只是一个同行公议得到的实用比率，一旦发生挤提，该倒闭，仍然继续倒闭。上述的故事，是对应于将一个银行看成一个整体金融体系而言。对于一个金融体系而言，放出去的钱最终会流回来，而如果金融体系中包括很多银行的话，那么，实际上，钱在银行与银行之间的流转，所产生的信用创造，便会使整体的货币增加，而且这一增加不是由某一银行决定，而是通过银行与银行间的借贷得到放大。（这一点，得益于去年向学经济家总请教，特此致谢。）具体到某一间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而言，如果可以无限制放款，同样也可以创造货币，而如果资产充足率受限制，那么创生货币的能力便受到限制。
在上述故事中，当银行不止一个时，比如说，一个叫农业银行，是用于收集农民的钱，而另一个银行，则叫花旗银行，用于放款给美国渔夫。这个时候，花旗向农行完成同业拆借，利息差的利润在两个银行间分配。花旗银行想赚多点钱，不满足于存贷利差，就发明了一个中间业务，即是将美国渔夫的房子的抵押合同，进行包装，成为一种可交易商品----号称有抵押债券，然后，又把这个合同分解，拆分，卖给农业银行和中国农民，这就是资产证券化。一旦美国大兵在自己的房子住了几年，突然迷恋上一个菲律宾姑娘，或者心血来潮跑去美国打仗，房子不还按揭了，这个时候，花旗银行是毫发无损。因为这笔合同，已经出卖给了农业银行和中国农民。收不到钱，变成农业银行和农民的事情，而这部分合同就是次级债券。
在这个过程中，花旗银行扮演的角色，就不是传统的依靠存贷利差赚钱的生意，而是所谓中间业务，几乎所有的非资产负债业务，国际业务、资金业务、担保业务、汇兑和结算业务，还包括许多在传统业务基础上 包装 出来的新业务，比如根据100万最低定期存款额度开设的外资银行分支机构进行的代大客户理财业务，又或者在银行理财窗口进行的售卖各种基金，又或许向客户推广炒卖外汇，纸黄金的业务等，都属于中间业务。正是由于存贷差的限制，使得中间业务大行其道，银行在其中，不但赚尽了手续费，有时也赚尽价差。比如林森池就举了一个例子，说明银行如何赚客户炒卖外汇的手续费。虽然外国货币几百种，但百姓其实能兑换的，只有十多种，而且还必须到指定银行的指定途径交易。假设百姓买入1万英镑的6个月期权。那么，银行只须做一个乾坤大挪移，在对应的货币市场上进行同样的交易，便可以彻底将这个交易的风险转嫁到市场上去。而银行利用其渠道专利，便赚尽了这部分手续费，而和存贷利差无关。
在各种中间业务中，其中部分业务，并不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中，成为表外业务，其风险不轻易通过财务报表阅读发觉，正是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要求，导致银行利润受到封顶限制，才又产生了大量的对中间业务的追捧，而其中大量的金融创新和表外业务，又不为传统工具所发觉，最终产生了今日的次级债券风波。这就是教科书上所说的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实际上，正是8%资本充足率的监管，导致了更多的金融创新。今日之果，前日之因。凡事环环相扣，良有因也。但世事有时也很有趣，或许出于对美国大兵的戒心，中国农民和这次次级风波中损伤不重，反而是追捧美国的日本人和欧洲人很受伤，购买这些债券，最终得到了零零散散的不同美国人买房按揭的利息组合，随时有收不到钱的风险。但如果中国农民通过大量购买这些按揭，获得美国房子，可以到美利坚呼吸自由的空气而颐养天年，又或许是在次级债券的意外收获了。
重新归纳一下上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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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实质上是便利店，不过贩卖的商品是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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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贷利差是银行基础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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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同质化，高度的价格竞争，使得银行的利润空间受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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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体系自身可以通过信用创造货币。但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封顶了银行的货币创造能力，也封顶了银行的总收益。由此导致大量中间业务的出现。凸显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问题。
当将央行看成众多银行之一时，在理解了银行运作的基础上，可以开始谈论央行的角色。（未完，待续）
Michael Chen 2007年圣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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