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回陈志武教授《金融失衡急需政策调整》

面对资产升值，央行该做什么？这篇文章分为三个部分：

1. 人民币升值问题
2. 央行职责问题
3. 股市泡沫和风险问题

回应陈志武教授的文章。下文是第一部分，

股市泡沫和央行职责--兼回陈志武教授《金融失衡急需政策调整》

陈志武教授在金融学方面研究很专深。他从读博士时候，便开始研究股票和金融市场相关的问题，国内现在非常流行的所谓 人口红利 说法，始作俑者便是陈志武教授。17年前，1990年，他在博士论文中，和 Gurdip Bakshi 合作，首次将储蓄生命周期理论，和婴儿潮联系起来研究。从而导出当婴儿潮达到49岁前，股市出现大牛市的说法，由此解释了20世纪90年代所出现的高PE,低股息率和牛市现象，并启发了此后大量关于人口生命周期和股票市场的研究，随着世界人口平均寿命的延长，人口老龄化对于经济带来的许多问题，尚须很多研究。华人在金融学的成就很少，思想方面贡献更少。国人今日热谈 人口红利 ，却不知道他在这方面的贡献，所以特别提出来，发扬一下。另外，几年来的系列文字，以经济学、金融学为媒介，面向民众，从经济角度解释自由理念的重要，曲线救国，也值得佩服。

在《金融失衡急需政策调整》中，他指出来，股市泡沫、房价失控、外汇储备膨胀、出口顺差飞涨，还有就是银行存款真实利率为-3%，链接 因此以利率调整为宏观调控手段难以奏效，这些失衡现象从表面看好像彼此孤立，但实际上都是由人民币升值太慢所致，或至少是众多问题的主要根源之一。并指出人民币升值太慢已带来方方面面的失衡，包括，热钱冲进、人民币不愿意出去、为了应付分流出台许多古怪政策、贸易顺差爆升等问题。

这一点很有见地。在2005年年底以前，外资证券行许多分析员已经看到这一点，但不愿意说，只是悄悄把资金挪进来，并努力扩大QFII的份额，而当股票牛市在2006年开始起步的时候，国内的分析员和证券从业人员，也极少意识到，股票市场和房产市场，本身只不过是经济大循环中的一个蓄水池，所以，长周期、系统性的涨跌，与经济景气循环及货币-汇率政策关系密切，而继续沿着公司和行业分析去研究市场，由于5年连续的熊市，以至连涨都不大敢说出来。国内分析员最早系统性表述出来货币、汇率和资产名义面值之间关系的是高善文在2006年5月的〈资产重估〉演讲。他用 资产重估 这个概念，来表述当人民币升值受到压抑时，变相用贸易顺差形式来造成名义资产面值膨胀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见解，得益于他之前在人民银行的工作经历。随后一年，市场逐渐意识到这一涨跌根源，股市热潮，也带动了更多的非股民经济学爱好者的转变和参与，主要核心则是针对人民币盯死美元的小幅度波动固定汇率，与中美两国真实购买力的错配问题，以及在这一年见，为了维持这一小幅波动盯死汇率，所出现的大量吃力不讨好的愚蠢行为。

下面要提出来探讨的地方在于：尽管陈教授提出这些失衡的问题都给问题指出了正确的根源，也显示了央行是否加息本身是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但问题在于，陈教授认为 股市泡沫是未来几年最大的经济和社会风险 ，并由此需要加速调整金融政策-------从源头开始，让人民币尽快升值，以此消除未来升值的可预期性，这一点是我不同意的地方。以下分为几方面来论述：

1、人民币升值问题。人民币在现阶段应该升值，这方面极少有异议。原因来自中美两国的购买力平价问题。根据基本的经济学原理，购买力平价在扣除空间区位成本因素后，应该大致接近。但究竟应该升值多少呢？有各种不同算法，比如按照购买力平价和按照工资平价的话，计算方式不同，结果便不同。陶冬在2005年根据上面不同的方法，便得到从1:4和1:5两种可能。而根据统计数据的不同，也得到不同结果，所以市面也有1:6.5的说法。但无论何种方式，以当日人民币：美元汇率8:1算起，或者现在的7.5:1，明显离此甚远，所以人民币在这个阶段升值并没有异议。

但是，问题在于该升到多少。从上述各种说法，可以看出，其实并没有一个公议同意的汇率比例。因为经济体系本身，正从固定汇率转向人民币完全自由浮动汇率。简单点说，汇率体系，只有3种，固定汇率，自由浮动汇率，和肮脏盯住汇率。尽管又可以分为不同强度。目前中国，就是从固定汇率转向小幅度订住的肮脏管理汇率，并期望彻底转向自由浮动汇率。

但是，经济学中，对于如何升值、转型的问题，存在不同的争议。在理论模型中，最优的策略是一次调整到位。但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到，究竟什么是最优的汇率点，本身就是争议的。因为自由浮动汇率体系的好处，即是本身自由浮动，并不存在所谓静态的均衡点，而由市场完全自由动态决定。任何人为设定的最优值，本身必然不可能是动态最优的。计划和设定，不可能赶的上市场每一秒钟的变化。因为不存在任何一个可能的统计部门，来跟随市场动态的决定最优汇率。其本质原理来源于哈耶克和朝圣山的观点，即计划经济对经济体系的认知和信息收集、判断，不可能超越自由选择的市场机制，这决定了这个最优的一次比例，不可能事先知道，这也是完全大规模计划经济失败的根本原因所在。也即是说，由于没有一个自由的外汇交易市场，外汇价格不反映供求状况，当局无法找到一个更合适的指标来衡量什么是最合适的利率，从而任何汇率价格都可能是错的，而最终的均衡结果，只能由自由市场通过试错得到。

另一方面，汇率存在超调的问题，简单点说，就是就算汇率已经被调整到事后被确认的最优点，但是，在调整过程中，由于市场参与人的各种作用力，汇率会被过度调整。这一点，参与股市游戏的人相信都应该明白，这既是索罗斯所说的，繁荣被过度延长，而事实上，衰退也一样。所以，一次性调整并无法真正解决汇率问题，调整后，仍然将继续震荡，而这种震荡，仍然超越任何人的预计，只有市场才知道。

所以，理论上的最优方法，事实上并不可行。次优的方法，是小幅度盯住。即是所谓 爬行盯住 。不按照秒为计时单位，而以季度或者年为单位来调整，目前中国也是按照这个方式，以年为大致单位调整。特别是1998年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和港币对于美国，采用的是硬盯住，即是以日统计的波幅极低。

理论上说，爬行盯住是非常不可靠的，因为事先提出一个范围目标，会被市场有所预期并获利。但中国很特别的地方在于，

1. 中国是个大国，经济总量很大，要攻击中国的金融体系的话，需要的资金要比攻击泰国、香港多出来很多，一般很难募集到如此多资金，而共谋则产生集体行动的很难同步协调问题。

2.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资本稀缺，如果按照经济学分类，中国的资本管制，属于巴克的分类法中，最高强度的管制方式：行政审批，数量管制、直接管理，典型的行政控制的金融体系。在管制资本流出的体制方面，除了外管局之外，发改委、人民银行、证监会都同时负责部分的管制，行政规则奇多，而且随时自由调整（此次直通车便可以看见多部门之互相冲突）。加之中国行政区域辽阔，这些规则在各地执行的细节也不同，一般外人很难了解到经常人为制定的地方政策，也投诉无门，从而攻击变得非常困难。但这一体系的转型，需要时间。现在突然形势逆转，当钱过多的时候，管制流出体系仍在，流出管道则未成熟通畅，所以便出现各种各样的古怪直通车行为。这即是其背后的制度因素。

3. 人民币不是自由兑换的货币。虽然中国以外的亚洲其他地区，也存在一个离岸市场，但可收集到的人民币，与国内总量比较，仍然非常有限。这就是1998年金融危机时候，林毅夫说，不怕索罗斯，如果来攻击，就大量印刷人民币给他就可以的原因。

4. 各种政策可以随时被改动，商业银行也尽在行政控制手中，令到攻击者无法利用常见的衍生工具，比如从银行借贷人民币来攻击。

有了高强度的资本管制配合，爬行盯住还是勉强可行的。特别对于高通货膨胀体更是如此，这就是麦金农所指出的，资本管制下的爬行盯住，要优于放弃资本管制的爬行盯住。但这种策略带来的代价非常高昂，一方面维持这个制度的成本奇高，资源被浪费，效率扭曲，同时造成陈志武所说的各种错配问题，包括资产泡沫，金融扭曲乃至可能的高速通货膨胀。另外，资本管制本身是一种博弈过程，管制在一小段时间内，能造成一定隔离出来的利率差，但幅度上有，时间也限制，格罗斯对比利时和墨西哥的研究就说明，当局的管制方法，只能维持一年左右，随后市场必然找到更新的方法来逃避管制，从而迫使当局不得不去发明新的管制方法。而 Dooley 1980，也说明，利率差最多能控制在4%左右。当超越这个数目时，市民和外国人便有动力发明更多的方法来逃避规则。这个博弈过程，令当局不胜其扰，频于救火，（对深圳地下钱庄的打击，也是其中一例） 这也深刻的加深了市民对于管制和统治的不满和反感。

但是，总体上说，配合一个高强度的资本管制，以及付出相应的成本，维持一个短期内的爬行盯住，尽管经济学理论认为并不可行，但在中国国情下，却是勉强可维持的。之前本坛不总认为管制的长城已经崩溃，余永定所主张的钢铁长城乃是空中楼阁，但实际上，不总不明白管制本身乃是一个动态博奕过程，有如武侠高手比拼内力，一重又一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道长城被击倒，后面还有许多道可以创生，关键就是看管治阶层是否如千手观音搬左遮右挡，同时也考验百姓的创造力。至于挡不挡的住，则因时而异，结果也只有天知晓。但这个博奕，却真正体现资本市场的博弈精髓，百姓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对政府不信任感和市场过程。

那么，爬行盯住该如何爬行？由于现在的汇率，是被肮脏的操纵着，最不造成市场困绕的，便是一个事先明确的承诺，并通过事后的执行来强化这一承诺，从而减少由于不可预期模糊性带来的交易成本。在这方面，自2005年升值以来，央行一直保持 3-5%的升值水平，由于人民币乃是盯住美元，美元的利率和人民币的利率差保持在2%-3%时，这使得无风险套利没有足够的吸引力，但当美元开始减息而变相对人民币贬值之后，使得追逐人民币升值的吸引力更大了。从事后操作来看，过往2年来，这一比例是合适并行之有效的，并且已经成为工商业、百姓预期，许多的工商业从业人员，在协商交易价格之初，已经将这一预期入到合同中，对于无法事先用合同消化，或者无法转嫁给外国买家的，也部分用企业的短期外债来作为财务平衡。可以争议是，是否需要把这个爬行速度略为提高，但是，从博奕角度来看，对市场最小的扰动方式，便是保持逐年的稳定，先前的预期多少，现在便执行多少，这是对市场的最小扰动。

陈志武和余永定均主张应该加速升值，这使得汇率升值速度忽快忽慢，反过来使央行政策，造成市场的真正扰动，而这一加速又不能过快，所以，无法真正解决问题，而一个不可预期的汇率比值，真正伤害的是工业。另外还存在一种可能性，即是麦金农所指出的，如果把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从8.27:1，突然提高到7:1，由于市场预期人民币要进一步加速升值，会把人民币资产的利率压到零，从而陷入流动性陷阱。此时货币政策将失效。

从这一角度，在我个人看来，与其乱浮动，不如继续维持前2年步伐，即每年3-5%的升值幅度。这是与余永定和陈志武的观点不同的地方。不作为，加上稳定的可信的承诺，比乱作为好。只是不知道央行是否能如此大智若愚。

关于升值方面，最后要提几句的是关于自由浮动汇率，现阶段如果彻底自由浮动，即等于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主要伤害的不止工业，也包括农业。对于工业伤害的是进出口贸易部分，由于在全球工业链中，中国现在是利用低价的劳动力做产品加工，工业和进出口是经济中的主要构成部分，也是解决大量入城农民出路的主要管道，由于中国过往对于企业手中的外币，是强买强卖，所以，根本不存在一个成熟交易的外币套期保值市场，企业并没有办法完全通过金融运作来对冲消除升值的影响，一旦高速升值，企业受伤之外，汇率的波动不确定性，将从总体影响进出口贸易量，这是麦金农在其论文集《东亚高储蓄两难》中已经指出的问题。也是很多人都知道了，但很少人意识到的是，除了工业之外，更受伤的是农业。张五常最近在《人民币升值》的系列中，也从农民工资收入角度提到这一问题。但更早提出这一的是陶冬，2005年便已经指出人民币升值对农产品的影响可能大于对工业的影响。考虑到8亿农民是……立国之本，一旦农业发生骚乱，可能影响政权统治问题。从本质上说，从固定汇率走向自由浮动并不可怕，已经在市场上混惯了的工商业，在混乱之后，迟早会自发调整回来，但对于农民来说，却未必能很快适应。因此，人民币不高速升值，已经超越了金融领域探讨之外，而是政治领域问题了。

下周再写第2和第3部分。

（二） 银行的起源

一不小心，这文字就成了古龙式的有头无尾了。继续书写，呵呵

先简要回顾第一部分的内容：

1. 升值的逻辑根源是购买力（工资）平价。这源自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思想，其背后根本逻辑则是源自达尔文的竞争主义，自由竞争市场的套利作用，使长期下物品围绕一价定律浮动。一个试图操控汇率制度的政府，或者延缓这个趋势达到均衡的时间，或者短期下死顶逆行背离，但不能在长期上改变这一趋势。

2. 理论上的最佳升值方式是一步到位，这假定存在一个聪明的全能全知的上帝，能够预先估算出这个值。但事实上，这个值乃是由市场博弈而成，这导致购买力/工资平价存在一个波动范围，同时，由于博弈作用，汇率会超调，所以动态上不存在这一静止最优均衡汇率点，只能由市场通过试错而形成共识。

3. 次优的选择，是稳步升值，由于不存在一个成熟外汇期货市场，稳步升值，使从事进出口的实业，能够预先把这个范围通过公司运营消化掉，这对于这个 GDP 增长中出口超过25%的国家中的企业，至关重要。汇率的稳定性，对于进出口占经济比重非常大的经济体特别重要。一个例子是1984年的香港，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以来，采用盯住美元的联系汇率。当美元逐步减息，而本港则经济过热时，为了维系这一汇率，不得不忍受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这个过程和现在中国有类似之处，其背后，同样有不得已的苦衷。乃因香港经济中依赖进出口的比重更大。

4. 突然高速升值，忽快忽慢，最不可取，因为工商业无法预期，徒然增加不确定性而降低经济效率。但就算突然采用这种方式，相信金融、工商业迟早会在博弈中自求多福并调整过来。这种策略下，真正受伤的不是工业，是农业。农业是立国之本。国朝肇始于南湖学生社团，但却倚赖 分田地，均贫富 及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于马上夺天下。所以18年前，老人可以毫不犹豫用枪支坦克对付手无寸铁的刘和珍。但一旦经济崩溃，八亿游击队散漫于神州大地，再高明的管治者恐怕也无可奈何。一旦高速升值，美国大农场的农产品及肉类大量进口，农业失守，很难说会不会出现这种局面，尽管这个风险可能性极低，但一旦出现，代价却极其高昂。在对农民起义的历史教科书正面歌颂的背后，是对慕容式反噬的深深恐惧。这样一种恐惧，甚至可以看成一种原罪，而秉承自千百年的历史文化潜意识中，从立国开始，便深埋于主政者心中，作为高明的政治家，与纯粹的从金融、工商业角度的考虑不同，必须平衡各方面风险。从而这样一种稳步升值是最符合政治和谐考量的。这一点，也是陈教授和其他纯粹的经济学者，在讨论决策时，和当局所实际考虑的最大不同------当然，也不排除某些政治操盘手会出现极其愚蠢决策的可能。

5. 稳步升值及贸易顺差，势必带来大量高能货币，间接引起通涨。关于通涨的问题及讨论，留待下一篇文字《货币数量论和通货膨胀》再行论述。

这一节，先讨论央行的职责问题。陈志武的逻辑是资产泡沫会造成社会危害，因此央行应该出手干预。这一节，以美联储为样板，探讨央行的职责。考虑到当下以货币为媒介的战争阴谋论盛行，所以顺手澄清一些事实。

要讨论央行，要先从银行和货币说起。当代的西方金融体系，植根于资本主义之中。而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则转折成型于13至17世纪之间。此前的各种宗教制度文化因素，在这一时期蜕变，沿袭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一部分。（相关部分可以阅读笔者之前四十一篇《历史哲学概述》）。但货币的历史，则远比这古老。

在文献记述的历史中，货币制度一直以有形商品为基础。（所以当代电子货币的出现，实质上是一大变化，有形物理媒介的消失，使电子货币充分凸现了 信用 的作用，以及其背后所深深依赖的法律，制度因素的重要作用）理论上，任何物品，均可用于做交换媒介，牲畜、贝壳，石头，烟草等等，比如一个后来成为宰相的奴隶，和五张羊皮等价。在中国古代，女人有时也被作为交换媒介，比如王昭君和文成公主的和番。但红颜易老，就物品的保值和耐用性而言，女人不如黄金。最为耐用并被广泛使用的依然是金属，尤其是黄金和白银。直至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之前，黄金和白银，一直作为货币信心的保证而存在。

但黄金作为货币的计价单位，如同曹sir仁超所戏言，此一行为乃是人类最最愚蠢的行为。在实际生活中，在作为货币信心单位之外，黄金除了极少量的以其良好的耐磨性用于线路板和电子工业，作为连接插卡的导电层外，并没有其他大量应用的实际用途。人类耗用了大量机器、石油，将金砂从地下、河流淘出，而又用大量有毒的氰化物将其从矿石中提纯，融成金块，最终的目的，是将其变成金砖，再度埋入地下。这实在是人类数千年来以来最为愚蠢的行为之一。大师佛里德曼在《货币的祸害》中，便用大西洋小岛那些沉没于海底的巨石的故事，浓缩了人类社会制度中这一愚蠢的行为。（关于黄金和货币史的故事，留待《金本位和货币史》一节论述）但这一行为，伴随人类文明最近千余年历史，而银行，便是在此背景下产生。

在当代，一个商业银行基础的业务，便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从业务上看，这实质上和一个左手低价买进，右手高价卖出的进出口贸易商并没有根本性区别，只不过其所经营的商品是货币，而其间的价差，则是利息差而已。

在古代，最早从事放贷业务的是庙宇。神权和信仰获得信徒支持，最实际的信仰行动，便是捐献财物，从而庙宇得以积累大量。同时，在很多时代，僧侣、教徒可以获得税收上的优惠，比如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当和尚可以免税。这和当代高额的税收比较，这种待遇可以说是一种市场专利。传闻当代各个庙宇的高僧大师，参与各种市场交易，打游戏机，吃肯德基、买基金。。。。。但估计与国民一同待遇，分红仍要收税。所以南北朝和唐之间，大量人口成为僧侣。最高峰时，有记载说全国1/3人口均成为僧侣，成为此后多次灭佛行动的经济诱引。所以，庙宇有机会积累大量财富。（在犹太-基督教史上，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公元前198年，塞琉古王朝夺取了巴勒斯坦和腓尼基。战争使塞琉古王朝国库空虚，而巴勒斯坦的圣殿，因为几百年来犹太人财富的贡献积聚，成为可能补充财政的一个重要来源。国王塞琉古四世曾试图抢劫圣殿未果。于是，公元前168年，在犹太人逐走了国王任命的大祭司之后，国王安条克四世宣布犹太教为非法，废止一切犹太教的节期、禁止行割礼、禁守安息日、焚烧圣经、在耶路撒冷圣殿里竖起希腊神祗宙斯的祭坛，并在其上用犹太人视为不洁的猪进行献祭，强令犹太人食用猪肉。由此，犹太人玛喀比起来暴动，并于公元前143年建立玛喀比王朝，并一直独立到公元前63年罗马的庞培占领巴勒斯坦，并将巴勒斯坦、叙利亚设为罗马行省为止。后世犹太人的光明节（Hanukah）也来源于此。这一节故事，参读笔者《历史哲学概述》中《犹太人希腊化》一节）

由于借贷间的差异，使信徒、僧侣们有动力收集公共财务，加大借出的业务量。赚回来的钱，则进一步修葺庙宇，彰显神威。现代银行的威严建筑，其背后也是为了彰显此种财富效应以增加民众信心，其建筑意义，看起来和庙宇也很接近。但庙宇所借贷出去的，更多是财物，而非象银行一样，专门局限于处理货币，所以，庙宇更象高利贷或者典当行，而不是银行。

在西方，封建农业社会，积累资本的来源是土地，而地租则是资本的合理回报。罗马帝国分裂以后，欧洲大陆上，长期的分裂战争，使私人资本家得以存在而不被中央集权所消灭。商业贸易的发展，则有利于资本积累，但他们的财富，往往是数代人家族式的积累。（这一点与 Bill Gates 比较，或者碧桂园比较，可以看见社会积累财富的方式的飞跃及与社会经济制度结构变化的关系。） 比如文艺复兴时，Medici家族成为欧洲最富裕的家族。这个家族的人物，贯穿佛罗伦萨的历史并以其家族的口味领导了主流社会的艺术品位，塑造了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黄金时期。所支持过的天才人物，包括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伽利略等，这个家族发家的业务之一，便是银行业，另外一个行业是药业。后来的家族，则比如十六世纪的 Fuggers家族，十七世纪的 Rothschild 家族等。这些家族在财富急剧积累之后，信誉膨胀，从而被诱发或者被强迫去从事借贷业务，而最主要的借贷者，便是国王。Fuggers 家族创造了一个著名的复利的例子，就是以14%借出20万金币给西班牙国王，导致20年后西班牙国王破产而需要债务重组。但实际上，富商并没有实权去对付国王的赖债。所以，中世纪到工业革命之前的资本家族中有野心的男孩子，总不自觉要去涉足权力。或者购买地产，换取头衔，或者将财富转换成为权力，并与权贵联姻。但世事多变，权力并不永恒，在封建制度体系中，君主的死亡乃是一种最大的风险。因为这意味着所有的契约必须重新签订。而这也提供了一个给统治者反悔的机会，比如喜欢装穷的嘉庆皇帝，就趁机把和珅处死，肥了国库许多年。而多变是时局，使得和政权联姻，本身就是一种风险。（比如香港霍氏，因为航运业的关系，沾染红色，所以地产饱受歧视，今日码头边上的星光行，当年曾三年没有电灯，后来霍氏只好玩玩奥运，便是一例。而首富李氏，则有鉴于此，小心谨慎，左右摇摆。）这些家族所从事的业务，并非专一以货币汇兑为目的，也并非以大量面对普通民众为目的。

更接近于当代银行的起源版本，有两种不同说法，一是一个是金匠版本，另一个是汇兑商版本。金匠版本认为，银行的出现是从储蓄功能开始的。在金银作为货币的主要体系中，一些有金子的人为了储存安全，将金子存放在金匠铺，同时交付一定额度的保管费。金匠除了负责对金子的坚定，也负责保管。由于存放的金子有一部分是常量 不需动用 的，于是这部分金子可以被借贷出去，获得利息收入，无本生利，而放贷者，天然便懂得了控制储备金以防范日常之需的道理。同时，金匠们开出的收条，则成为一种变相的1:1发行的票据货币，可以代替硬币或者金属。另一种是汇兑商版本，比如中国古代的山西票号，从事商业票据的兑汇。无论如何，到15-17世纪之间，交易货币供给，和银行业务结合，已经成为一种意外发展出来的历史事件。

金匠版本着重于银行的储存功能，而汇兑版本着重于银行的汇兑功能，于是，存、贷、汇便是常见商业银行的最基本业务。实际上，银行又和其他业务常相伴而成。比如美国淘金业狂热过程，淘金者不但要保存黄金，也要从全国各地购买物品消耗，所以，便发展出邮政同时兼具银行的业务。当代日本人，由于战后物资缺乏，情况也与此类似，邮政也集结大量金钱，所以小泉需要对邮政大动手术，实际上，也是对金融体系动手术。而美国的投资银行，尽管一开始和银行业的票据交换、黄金输送有关系，但却是以承销国债为开始，并一直以销售债券、股票作为主业，不再局限于存、贷、汇等业务。但无论如何，存、贷、汇依然是银行最基础的业务.

写文章写到此处，突然找到一篇文章，解释银行的运作：一看写的比我还详细，赶的上崔景题诗在上头了。所以今天的文章就写到这里，推荐各位先阅读该文所写的银行业务，再来讨论美国的中央银行演变。

Michael 2007年12月17日。

（三）银行这门生意

上一节说到，最为基础的商业银行业务包括三部分，存、贷、汇。存看起来是代客保管财产的业务，但实际上却是要付出利息给客户。所以，存-贷业务实际上，一脉相承，构成一个生意。这个生意和低买高卖的进出口贸易商，或者街头的 7-11 便利店，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区别，只不过其贩卖的商品是货币，其价格差，则是存贷之间的利差。

现今大部分的经济学教科书，多数从经济系统的角度，即是将银行业的整体，看成整个金融系统的一部分进行分析，而不强调单一的金融公司，作为货币、票据的贸易商，追求利润的本质。除非制度设计上的扭曲，使得这一企业追求其他目标，比如在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管理层挥霍浪费，（这种做法的学术名词是费用最大化），否则，在自由竞争，产权明晰的情况，企业便会着眼于追求利润的增长。而在一些国家，银行又往往以其威严的面貌，和大企业、政府关系密切，暗箱作业，构成一个垄断的小圈子并获得令人惊奇的权力，而很难让民众产生将其和街头的便利店对等的印象，（比如一个 ATM 机器本身的软件误差，让一个穷人获得终生监禁并在监狱中无偿劳役，如此量刑，与100年前孔乙己从7-11便利店偷取4粒茴香豆或者从书店偷一本书而被打断双腿更加严重）但究其实质，在业务上却是一致。这一点，要特别提出来请读者注意，因为这乃是从商科的角度来看待这一行业，而非以一个号称指点江山，实际上却是为极。权谋利的经济学国师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其间的区别，正是商科知识和经济学科的分析范式的区别，而这对于一个购入银行业股票的普通个人投资者同样适用。

尽管工商贸易由来已久，但在现代，以公司为起点，分离开来研究公司经营组织、盈利之道，却是自德鲁克开始。这也与经济学科将公司看成一个纯粹的要素输入，产品输出的黑箱的分析范式不同。（其间的差别，参见《工商管理知识的基础》系列）。商界思想家中，波特明确指出 竞争 的作用所在。在自由竞争的商业经济社会，竞争不外两途，一是产品、服务差异化，二就是更低的价格。

对于一家银行来说，在早期，当黄金尚处于由不同金匠打造出来的时代，金子纯度或许略有差异，但在当代，纸币已经明确作为法币流通的社会，由中国银行秉承董事会命印刷出来的100元港币大钞，除了上面的图案是帆船外，在购买力等方面和汇丰银行印刷出来的狮子钞票，实在没有什么不同。而在一定的可兑换体系下，这张钞票又对应于相应比例的印刷有毛大头或者富兰克林的钞票。所以，当代的银行业，若果单纯以贩卖钞票获取存贷利差而言，银行业的产品竞争比零售业更为单调而同质化，乃是天下间最没有产品差异化的行业，其竞争，必然是最为直接价格竞争。

从财务分析讲： 收益率 = 利润率 x 资产周转率 。提高收益，不外两个途径，一是利润率，二是资产周转率。要提高利润率，便必须在存-贷差之间动脑筋，降低借入成本，提高贷出利息。对于银行而言，客户的存款即是负债，包括储蓄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通知存款，与货币市场相联的存款，比如同业拆借，或者从央行的贴现窗口借入，回购协议等形式。不同形式的借入成本不同，比如付给客户的定期存款的利息，便要比随时可以取现的活期存款利息要高。而贷款即是资产业务，包括小额贷款、房屋抵押按揭贷款、中长期贷款、项目融资、公司重组贷款、银团贷款等；通过在市场上对银行的客户进行分类，并提供不同的期限以及议定贷款利息，对于长期的大客户，提供更加优惠的利息，而对于临时的高风险的客户，通过降低贷款额度，提高贷款利息，并要求提供质押物或者担保。

相对来说，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在上述这些活动中的不同项目会略有差异，各有专长，比如专门的储蓄机构可能吸收到更加低成本的存款，但在放款给大工业客户上的水平有所欠缺，而某些专门的银行，可能针对某些特定的业务，比如农业银行，一开始可能的定位就是针对农业，而进出口银行则可能一开始就针对进出口商的业务。但一旦银行数量增加，竞争的加剧将使得针对不同业务范围的政策管制通过寻阻的形式被耗散，业务也不断重合，互相竞争。最终使得整体上，无论是吸收存款或者是发放贷款，存-贷利差之间的利润率，只能在一个极小的幅度下波动。

在利润率受局限的情况下，要提高收益率，便必须倚赖资产周转率。资产周转率，是用销售收入相对于资产的比率而言。对于一家街头的便利店来说，投入1000元成本得到100包10元/包的香烟，然后以11元的价格卖出。获得1100元，又用其继续购买香烟，货如轮转，现金如流水，同样的资本，可以获得更多的销售收入。倚赖的是加快 钱-物-钱 这个经济系统的循环时间。但对于银行来说，银行经营的产品就是钱本身，而加快贷款的运转，比如将长期贷款转变为短期贷款本身，并不会象便利店一样带来更大的收益，反而可能是更多风险。

在这方面，银行和便利店和进出口商别有不同。一个进出口商不可能贩卖它手上没有的商品，就算对于先预收货款及定单，再在后续时间出货的厂商，本质上，其贩卖的商品，和其买进的商品，也仍然是在总量上一一对应的。对应的，银行体系所贩卖的商品是货币，而银行，却是可以无中生有的创造货币的。这是银行最大的不同于一个常规进出口商的特点。

银行以其信用为保证，创生货币。下面模拟一个故事，解释银行信用如何创生货币。假设经济中，只有一个银行体系，一个美国大兵捕鱼，一个中国农民采果子。在没有货币体系的时候，果子和鱼类进行实时的现场议价的方式来进行交换，使双方的福利得到增进。但货币的出现，将这个交换过程分解、分配在不同的时间中。于是货币体系自动创生，物品通过货币标价进行交易，由于农民和渔夫每日的产量有一定波动，交易平衡之后，所得的剩余部分，便以货币表示，而货币，则存入银行中，成为生产者的财富。这种财富，实际上乃是一种过往的历史凭证，意味着曾经的一种权利----在某个制度体系下的一种债权。

如果大海气候不好，又或许渔夫好吃懒做，于是，渔夫便向银行借钱，向农民买果子。同时向银行支付利息，承诺来日再行还款。在没有货币体系的时候，渔夫赖帐的风险，由农民承担，而当银行出现以后，这个过程被进一步分解，渔夫赖帐的风险，由银行承担，而银行由于提供了这种担保，便获得了一定的贴水。农民收到渔夫的货币，则继续存入银行中。这时，隐含的，农民也面对银行赖帐的风险。但通过这种迂回式的制度安排，风险被拆分从而可以变相抵消分解。

在这个模型中，假定一开始银行有100元货币净资产，第一个月，借出80元给美国大兵，剩余20元。而美国渔夫将这80元用尽，购买谷物，农民收到钱之后，又将这80元存回银行，于是银行实质上的100元净资产并无任何改变，但是其资产负债表上，却各自多了一栏80元。如果这种情况，在第2个月并没有改变，那么，这一栏便变成了160元，理论上说，如果这种情况继续持续不变，那么以100元为基础，实质上可以发无限货币。而其一开始的100元，就算以一块做了标记的海底大石来代替，实质上也并无不可，只要不发生清偿，各种交易仍然得以继续。

这个故事，说明了货币实质上体现了倚赖于某一制度演进形成的债务及交换权利。从本原上说，货币，只不过是这个债务及交换权利的一个记号而已，。但是，正如演进博弈论所说明的，制度实际上倚赖的是信心，信心的崩溃，随时会导致制度的崩溃。（在2005年香港公开大学的讲座上，工银亚洲的黄远辉，便用他自己在内地的国库券例子说明了，这样一种制度，随时可能因为地方迁移，而导致这些财富彻底归零。另外一个例子，则是苏联解体后的卢布。对于一个国家的没有信心，导致对该国货币的抛弃，贬值）。假如美国渔夫突然要建房子，向银行贷款按揭，而银行已经和美国渔夫签订了30年的长期合约，每年收回一部分利息。而忽然经济体系中的农民突然要求银行全部清偿，比如提出160万的现金，银行体系便会发生困难。这就是银行间的挤兑。原因在于，银行这门生意的内在特征就是----借短贷长。借入的头寸期限短，而放出的贷款时间长，本身要创造利润，便是倚赖以某一基础的资产，通过杠杆效用，来放大利润率。而长时间下，又有如此多的意外事件，可能令到民众突然要用到钱或者对于银行的信心产生疑问，所以，银行的业务模式，也就是银行的内生风险所在。

这个时候，如果银行要求农民每月只能拿3万元，那么，农民可能便会起镰刀和锄头等候在银行门口，准备将银行的招牌拆下来了。（如果没有发生这种状况，一个可能的解释则是，银行的招牌可能会被看成是金融结构而由持棍棒的家奴保护，任何损坏都可能判处终生监禁，这样一种情况，乃是只能在某些特殊的制度保护下才可能发生。）如果经济中存在大量的银行，那么，农民们便会想办法，将自己的积蓄，从一家银行蚂蚁搬家的迁移到另外一家银行，这就是中国90年代在许多地区发生的信用社倒闭的故事。由于各地的信用社资产有限，民众的圈子又小，信息传播速度非常快，所以，更容易发生挤兑。而金融体系本身一个特点，便是恐慌传染性，一个银行的倒闭，会连锁性的引起其他地区的怀疑，导致一家又一家的银行倒闭。从而导致整个信用体系崩溃。

经济体系中，经过同业公议，会要求放款银行保持一定比例的资本。即是说不能无限制的放款，假如美国大兵的还款很可疑，那么，要贷出100元，那么，最少银行得保持8元，这就是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的资产充足率。实际上，这个充足率，也只是一个同行公议得到的实用比率，一旦发生挤提，该倒闭，仍然继续倒闭。上述的故事，是对应于将一个银行看成一个整体金融体系而言。对于一个金融体系而言，放出去的钱最终会流回来，而如果金融体系中包括很多银行的话，那么，实际上，钱在银行与银行之间的流转，所产生的信用创造，便会使整体的货币增加，而且这一增加不是由某一银行决定，而是通过银行与银行间的借贷得到放大。（这一点，得益于去年向学经济家总请教，特此致谢。）具体到某一间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而言，如果可以无限制放款，同样也可以创造货币，而如果资产充足率受限制，那么创生货币的能力便受到限制。

在上述故事中，当银行不止一个时，比如说，一个叫农业银行，是用于收集农民的钱，而另一个银行，则叫花旗银行，用于放款给美国渔夫。这个时候，花旗向农行完成同业拆借，利息差的利润在两个银行间分配。花旗银行想赚多点钱，不满足于存贷利差，就发明了一个中间业务，即是将美国渔夫的房子的抵押合同，进行包装，成为一种可交易商品----号称有抵押债券，然后，又把这个合同分解，拆分，卖给农业银行和中国农民，这就是资产证券化。一旦美国大兵在自己的房子住了几年，突然迷恋上一个菲律宾姑娘，或者心血来潮跑去美国打仗，房子不还按揭了，这个时候，花旗银行是毫发无损。因为这笔合同，已经出卖给了农业银行和中国农民。收不到钱，变成农业银行和农民的事情，而这部分合同就是次级债券。

在这个过程中，花旗银行扮演的角色，就不是传统的依靠存贷利差赚钱的生意，而是所谓中间业务，几乎所有的非资产负债业务，国际业务、资金业务、担保业务、汇兑和结算业务，还包括许多在传统业务基础上 包装 出来的新业务，比如根据100万最低定期存款额度开设的外资银行分支机构进行的代大客户理财业务，又或者在银行理财窗口进行的售卖各种基金，又或许向客户推广炒卖外汇，纸黄金的业务等，都属于中间业务。正是由于存贷差的限制，使得中间业务大行其道，银行在其中，不但赚尽了手续费，有时也赚尽价差。比如林森池就举了一个例子，说明银行如何赚客户炒卖外汇的手续费。虽然外国货币几百种，但百姓其实能兑换的，只有十多种，而且还必须到指定银行的指定途径交易。假设百姓买入1万英镑的6个月期权。那么，银行只须做一个乾坤大挪移，在对应的货币市场上进行同样的交易，便可以彻底将这个交易的风险转嫁到市场上去。而银行利用其渠道专利，便赚尽了这部分手续费，而和存贷利差无关。

在各种中间业务中，其中部分业务，并不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中，成为表外业务，其风险不轻易通过财务报表阅读发觉，正是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要求，导致银行利润受到封顶限制，才又产生了大量的对中间业务的追捧，而其中大量的金融创新和表外业务，又不为传统工具所发觉，最终产生了今日的次级债券风波。这就是教科书上所说的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实际上，正是8%资本充足率的监管，导致了更多的金融创新。今日之果，前日之因。凡事环环相扣，良有因也。但世事有时也很有趣，或许出于对美国大兵的戒心，中国农民和这次次级风波中损伤不重，反而是追捧美国的日本人和欧洲人很受伤，购买这些债券，最终得到了零零散散的不同美国人买房按揭的利息组合，随时有收不到钱的风险。但如果中国农民通过大量购买这些按揭，获得美国房子，可以到美利坚呼吸自由的空气而颐养天年，又或许是在次级债券的意外收获了。

重新归纳一下上面的内容：

1. 银行实质上是便利店，不过贩卖的商品是货币。

2. 存贷利差是银行基础业务。

3. 货币的同质化，高度的价格竞争，使得银行的利润空间受挤压

4. 银行体系自身可以通过信用创造货币。但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封顶了银行的货币创造能力，也封顶了银行的总收益。由此导致大量中间业务的出现。凸显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问题。

当将央行看成众多银行之一时，在理解了银行运作的基础上，可以开始谈论央行的角色。（未完，待续）

Michael Chen 2007年圣诞。

按照费雪（I.Fisher，1923）的观点，产权不是有形的东西，产权不是物品，而是抽象的社会关系。沿着普通法的观点，新制度经济学将这种社会关系表述为所有权、使用权和转让的权利。^1

一切产权的基础是人权，必须有独立的自由民存在，才能进而谈论人之私产。奴隶制是一个极端典型的例子：在奴隶制中，奴隶没有人身自由。法律意义上，奴隶没有关于自己的产权，他们的产权属于奴隶主。在希腊—罗马时代，奴隶被看成一项物品可以在奴隶市场上交易。在美国南方，南北战争以前，奴隶被认为是奴隶主的财产。如果奴隶的生命被法律剥夺，那么，奴隶主可以从国库获得相应的金钱补偿；任何奴隶都不能签订有效契约；奴隶不能有合法婚，即使得到主人的同意。这种传统和希腊—罗马一脉相承。

在历史上，不同地区奴隶制以不同面目出现，并不是只有皮鞭和炮烙才成就了奴隶制。无论是古代罗马、南北战争前的美国，还是当代，只要是公民缺乏基本的人身自由的国家，都可以看成一种奴隶制政体或其变种。奴隶制可以建立起强大的军事帝国（如斯巴达），达到非常富裕的程度。^2 但是，奴隶制国家的存在，是以整个国家的财富和强大，来满足少数人的欲望。所谓国家的强盛和富强，只是少数独裁者欺骗广大被奴役者的说辞，用以教导被奴役者安心忍受生之苦难的宗教而已。

废除奴隶制，源自一种关于人平等的信念。在古希腊，梭伦废除了本国债务奴隶，但却没有废除奴隶制。奴隶，在奴隶制中，一直没有被看成人，只有等到关于人人平等的信念和涵盖的范围，扩展到奴隶身上，废奴运动才获得伦理和信念上的支持。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以一些著名的扼要语句，表述了人生而平等并且拥有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样一个信念，这些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证这些权利，人们设立了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力只能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这个宣言，相对于传统的对国家和政府的观念，乃是以契约的形式——立宪来保证公民的权利。但是，在这个宣言中，默认的，奴隶并没有被看成人而包括在公民的范围中。一直要到南北战争之后，奴隶制在美国才不再是一种合法存在。

奴隶制度能够不经过战争而自发消失，这是经济学家感兴趣的话题之一。当奴隶被看成一项物品在奴隶市场上交易时，奴隶主作为商品的拥有者，会根据奴隶的市场价格决定提供给奴隶的食物和健康待遇。按照经济学的观点，废除奴隶制度的有效途径，是制止奴隶贸易，而不是片面的去照顾某些阶层。梭伦废除了本国债务奴隶，却间接导致了去其他国家劫掠自由民，强迫其成为奴隶。不断的战争，一方面增大总体开支，另一方面提供了大量奴隶的供给，使奴隶价格变低，其结果，是导致奴隶生存条件的恶化，引起大量的奴隶暴乱。^3 这便是照顾了某些阶层，却导致了其他阶层的情况更加恶劣。

1977年，巴泽尔分别考察了美国南部和西印度群岛的奴隶社会，按交易费用的观点来解释奴隶如何通过赎买成为自由民：奴隶在法权上属于奴隶主，是其主人财产的一部分，因此奴隶主可以全权支配奴隶的劳动并拿走全部产出。但是奴隶是一种 主动的财产 full-fledged property，不但会跑，而且事实上控制着劳动努力的供给。奴隶主要在强制条件下调度奴隶的体力和劳动努力，即使支付极其高昂的监控（supervision）和管制（policing）成本，也不能尽如其意。为了节约奴隶制的费用，一部分奴隶主会善待奴隶，实行定额制（quota），允许奴隶在超额工作量后拥有 自己的 私产，以致一些能干的奴隶积累了财富，直到最后买下了他（她）自己，成为自由民。^4 这是一种纯粹的通过成本进行比较的经济学模型，由于监督成本等交易费用的存在，奴隶可能慢慢会被允许积累财产直至赎买自己的自由。周其仁进一步指出：

即使撤去 自由社会 的局限条件，人力资本只属于个人的命题仍然成立。这在任何社会制度都一样。[^5]

从经济学观点看，成本分析模型提供了一个路径，说明了奴隶制如何不通过暴力而能够被自发废除，奴隶如何通过赎买而成为自由民。

很大程度上，经济学家都常很天真的为他们所构想的模型本身的方法论所限制。所以，当用成本模型来解释奴隶制时，并不需要南北战争和暴力革命，而只需要通过市场交易和理性的交易者，制度便会自行变迁，但这却常忘了计算这个过程所需要的时间。如同凯恩斯说的 长期下，我们都死了 ，从罗马的奴隶制持续到美国的废奴运动，中间隔了足足千余年。在美国，事实上，是南北战争真正废除了奴隶制度，而不是其他。

奴隶问题，是导致南方庄园主试图脱离美国联邦政府的原因之一。如果无偿废奴，将导致奴隶主丧失这些收入。日益高涨的废奴运动，使奴隶主严重地担心他们财产权的安全。而一旦国会被城市居民和废奴主义者所占据，并投票通过废奴的法律时，他们的财产，将会在法律的名义被合法的剥夺，所以南方庄园主要冒险脱离联邦政府。同样，基于对他们财产的顾虑，奴隶主并不主张奴隶贸易以及从外地进口奴隶，因为这样会降低他们财产的价值，尽管这同时能够增加他们在众议院的权力。^6 所以，当国际奴隶贸易问题在实际中被表决时，南方的任何一个州都没有支持恢复奴隶贸易。

尽管如此，南方却没有如巴泽尔的理论所显示的，大量奴隶通过慢慢积累财富而将自己赎买成为自由民，由于奴隶是一种终生劳动资源，而奴隶的子女，也被看成奴隶主的财产，从而，奴隶的贴现值非常高，而对奴隶的监督成本要远低于奴隶的终生价值，特别考虑到在管理大量奴隶，监督成本能被大量节约的情形时，奴隶主会善待奴隶，改善其健康，增加其价值及产出，却不会主张废除奴隶制。

从经济学角度看，对于理性的奴隶主，可以通过赎卖的方式弥补其损失，联邦政府以市价购买所有的奴隶，这约需要27亿美元，然后宣布解放，同时将其遣送回非洲并重新安居，这约需要另外的3亿美元，其他的折中方案有渐进的解放方式，以数代人的时间完成这个过程，并将成本节约到5.5亿美元。^7

但这只是事后的估算，其限制条件是，必须一致的同意采取这种成本核算模式，以及存在一个全能全知者以清晰的估算并比较各种方案的成本。实际发生的情形是，在南北战争之前，如何解放奴隶，从没有被南北方真正讨论过，奴隶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南方的州决心要从北方分离出来，拒绝任何妥协的条件，也不寻求伤害的补偿和法律的变更。

1862年，林肯签署了废除南方境内奴隶制的总统令——《解放黑奴宣言》，然后，在1865年，《宪法第13修正案》宣布奴隶制非法，但却没有提供任何补偿。由此，引发一场纯粹基于信念的南北战争。这一场战争，尽管因废奴运动而起，却可以被看成 南方的利益 与 北方的信念 之间的冲突，而真正引起冲突的，是北方的信念和南方信念的不同。北方的信念，如同阿克顿勋爵明确指出的：

奴隶制度是反对民主制的。首先因为它在人类中建立不平等，其次因为它使一些人习惯去统治无法支配自己的另一些人。它产生专制，这是普遍真理。[^8]

废奴，成为北方的一种信念，这种信念，在北方有一个大党支持，它宁可放弃联邦也决意使美国摆脱奴隶制，使林肯总统不惜国家分裂，也要实现普遍自由的道义。但对于南方来说，这场战争已经不是奴隶制度本身或是奴隶利益补偿的问题，而是联邦政府对于州权力的篡夺。当政府以专制的手段来进行战争以满足主政党的信念时，却促使另一个政党更重视州权和自治。奴隶制从华盛顿时代缔造联邦政府时便已经存在，对于南方庄园主来说，对于这一制度的坚持，并非出于如何固执，而是因为它已经成为南方权利系统的一部分，对于南方的爱国者来说，这是某种独立和自治的象征。这种信念上的冲突，最终以战争形式来解决。这一场战争的结果是，奴隶主丧失了他们数代人一直以来所拥有的对奴隶的产权和相应的权利，而奴隶，则被解放为自由民，获得平等的权利和自由。整个战争的成本约66亿美元，并同时造成超过100万人受伤或死亡。是所有可能解决奴隶制问题中的最昂贵却又低效率的方案， 但却是现实中真正结束奴隶制的解决方案。^9 由此，过去的奴隶们，获得了一切产权的最基础部分——人身自由权。

从一个广阔的立场看，奴隶制的争拗和最终以南北战争来解决这场争拗，乃是《独立宣言》中关于人生而平等信念的延续。这是信念和思想改变社会现实生活的例子。当后世的独裁者，以南北战争为例子，为自己不放弃武力而试图以战争完成所谓的统一行动而辩护时，却忘记了信念的背后，是道义的存在。^10

注释：

[^5]: 由于这个特别机制，人力资本的产权私有性在各个制度结构里都不可能被取消。即使在设想中的社会主义社会，一切生产资料（即所有非人力资本）都归了公，人力资产仍然归个人所有，也就是私有。把这一点阐述清楚的，不是别的什么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而正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这部被称作 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的小书里，马克思讲到在他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还要默认

劳动者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

[^8]: 《自由史论》，阿克顿著，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1。

State（国家）不同于 Country，也不同于 Nation。[^1] 本节讨论的是，一片土地上的人群与政府之间的权力分配。

国家（State）拥有权力的变化，与人所处的身份地位（status）变化相对应。具有明显等级制度的王权及神权，和人类第一波城市文明及大规模水利工程同时出现。此时的社会，已从游牧文明转入定居文明，农业是主要的产业。在文化发展到可以对组织人类活动的诸种制度进行分析之前，国家、等级、权力分配等制度形式，业已存在许多年。^2 所以关于国家制度的起源，实际上是一种事后追溯的猜想和推理。

丹尼斯·缪勒 Dennis C. Mueller 说：

很容易想像，政府是为了满足社会的某种需要，或者协调打猎和收集食物的活动而从原始无政府的状态中产生出来，但同样很容易想像的是，在国家起源的背后，掩藏着一种分配上的动机。人们将会利用或者创造国家这种制度来把财富从其邻居那儿转移到自己手中，这一假设几乎是从人们受自利所驱策这一假设中同义反复得到证明。^3

国家的出现，可以被设想成以下两种可能：一是满足部分成员的需要，二是满足全部成员的集体需要。这两种不同的需要，对应于诺思所说的

专一的公共所有权的发展，导致专业化和分工的扩大和一种规定、裁决和实施所有权的特殊组织形式——国家的出现。但究竟国家是作为一种进攻和剥削乡间村民的掠夺性团体而发生，还是从乡间村民对于组织的公共需要而发展起来？

第一种可能对应于一种暴力掠夺性起源，第二种可能对应于国家的社会契约性起源。从效率角度，这分别对应于两种不同的资源分配形式：掠夺性的资源分配，进行的是财富的重新分配，但在整体财富总量上，没有任何增加。这种情况下，国家的存在，只是在不同人之中，通过掠夺和强权，重新分配财富；契约性集体同意对应于人们按照自由意愿，得到所有成员同意，组织起来，通过合作分工而提高效率，进一步促进财富总量的增加。

从另一角度看，社会整体同意，需要一种高度技巧性的精致制度设计，甚至在民主国家今天的选举体系中，是否能达到这种可能仍值得怀疑。^4 而社会效率的增加，也并不一定需要国家的存在。比如亚当·斯密便在《国富论》中论证了市场可以自发的通过 看不见的手 而达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5] 甚至，市场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远比国家组织和计划更为有效的经济组织体系和制度，特别考虑到信息的分散问题时更是如此。^6 当市场已经非常完善发达，并足以自发有效率的分配资源时，国家的存在对于整体资源最优化来说，并无必要。^7 考虑到自发交换的市场，从初民成为集体组织时便存在这一事实，^8 可以知道，国家的出现，并不是有效率交换的必要条件。

国家、神权等诸种社会制度的成型，出现于大规模水利工程的成功时期。一方面可能与大规模水利工程所需要的集体动员有关，这使得国家看起来充满强制性；另一方面则可能与大规模水利工程带来的大量物质剩余有关，因为这种积累，很容易产生掠夺行为和基于各种名义对财富的重新分配。奥尔森考察了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军阀混战，认为政府的出现就像一个从 流寇 转到 坐寇 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出自一个集体同意的社会契约，而是出自无政府状态下各个 匪帮首领 的自利动机。相对于 流寇 随机扫荡式的大量掠夺（税收或者保护费），长期下，被统治的理性的人们会倾向于接受 坐寇 定期和稳定的税收，而明智且自利的 流寇 则会在 看不见的手 的引导下逐渐稳定下来，通过战争 选举 一个王出来，从而垄断对一个地区的掠夺权。由此，一个稳定形态的掠夺者得以产生。遵循这个思路来考察，国家雏形的出现，追溯起来，可以一直追溯到狩猎文化向定居文化过度期间，当初民分别沿着农业和狩猎两种不同的分工独立发展时，一部分富于勇力者外出漂流，虽然因应于食物的稀缺而发展出各种狩猎工具以及腌制和储存食物的方法，但也会出现猎食失败者，这些失败者，偶尔回归定居部落，并以流寇的形式掠夺定居者的果实。^9 同时，那些收成不好的定居者，也可能利用武力劫掠或者偷盗剩余物产，成为另一种 流寇。由于流寇的产生，相应便出现卫兵和军人，一方面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另一方面，也索取相应的报酬，即是税收。流寇成为坐寇以及军队成为常规组织，都可能发展成为一种稳态的有组织的武装，无论他们之间的战争的结果是谁胜谁败，事实上，对于被管治的缺乏武力者来说，实际上并没有很大差别，因为都必须付出一定的租金，来换取自己人身及财产的安全。所不同的是，付出的租金，是连续性，还是间断性，多还是少的问题而已。

那些得到控制权的胜利者，会慢慢形成稳态的统治者，这可以借用韦伯的奇理士玛型组织常规化理论来解释：一个成功地控制了某块地域的奇理士玛型组织，要实现自己常规化统治，将进行以下三方面工作：

1. 第一，建立秩序，包括建立领导人的承继程序、确立集团成员的招募方法、建立社会观念形态、建立社会管理程序和法律规则等；
2. 第二，使经济正常运转；
3. 第三，确立特权性经济利益。^10

这便是国家和政府的雏形。这一个过程随着历史和文明的演化而日趋精致，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讲述了一个篡主政治形成的故事：柏西斯特拉图斯先伪装成为人民倾向者，^11 然后，弄伤自己，并通过别人的动议，^12 劝诱人民准许他获得卫士，称为持棒者，并用这些武力来反对人民。进而，他用了如下方式，解除了人民的武装：他先在山上的塞修斯神庙举行一个武装的阅兵会，让公众带上他们的武装。当他开始演说的时候，公众便把武器集中叠架在山下，然后他故意放低说话的声音，以让人民尽量走上山来靠近他，而他的卫士，则把武器收集并缩藏起来，进而，柏西斯特拉图斯便通知人们，不必惊慌，也不必担心他们的武器，一切公事由他来负责。于是，一个篡主政治便这样形成了。^13

在人类有史可稽的历史中，除了群贼混乱、流寇横行的时间外，大部分时间，社会乃是由身怀利器的坐寇统治。这些坐寇一旦形成，便不再愿意放弃其对武力的控制，也不愿意对其进行任何制衡和分拆，因为这是其权力来源，甚至必须保持其武力上的绝对优势。独裁国家的特征之一，是不断发展其军事侵略的武力。[^14] 一个典型的独裁政治，则是由少数世袭的独裁者来掌握这种终极权力，以一人一伙为领袖，并由其掌握真理，以全民生命及未来为代价，而换取一人一事，一时一地之下的生存权。无论这种权力被赋予任何一种道德色彩，^15 都无法掩盖其背后的掠夺实质，这种掠夺实质表现为这种权力乃是不经过任何自由人同意的契约，而得以随意剥夺除其核心人员之外的其他人的财产乃至生命。^16 而与之不同的是，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其目标，则是最大化的将这种全力予以分散。

从历史上看，国家的起源，不大可能是一种集体同意的社会契约，因为国家中的人们，并没有任何退出权，从而不可能有任何自由的契约。同时，那些试图反对国家这种组织者，均可能被定义为叛国罪而受到惩罚。所以，国家从有史以来，实质上是一种对于民众资源进行暴力掠夺并重新分配的组织制度形式。在欧洲及其他民主国家之外的某些地方，这种形式仍然持续的成为一种掠夺形式。在个人没有人身自由、对于制度的形成没有契约自由以及对于不同意的制度没有退出权^17 的情况下，国家中的人民，实质上只是等待被屠杀和被剥削的猪，而爱国的说辞，只能是一种精神鸦片。

国家、神权等习俗制度的存在，作为一个传统和一种规则，持续了非常长时间，包括至少从公元前6000年，到约17世纪近代民主国家的概念真正成型之前这段时间。早在人类语言及思维发展到足以反思这一制度之前，便已经作为一种默认的社会规则而被遵守，这些社会规则的存在，使人类的活动构成秩序，而各种语言和符号的最初用途，便是用来传播和实施这些业已确立的社会规则。^18 但是，无论这些制度及体系持续的时间有多长，仍然不能意味着其有先天存在的必然性，或者作为一种自然延续的先天权利而得以在以后继续保持。站在一个更加广阔的立场上看，将公元前6000年的城市文明到现在这段时间，和漫漫的人类进化过程比较，也不过是短短的一瞬，在此之前，人类的活动，既无国家组织，也无神学符号。所以，国家、神权等制度的存在，并不能以其 自然权利 而得到合法依据。

对于每一个被抛到尘世来的人，这些作为游戏规则的制度，并非人的肉身所自然存在的属性而随基因遗传，而是根据社会实际互动得来，但对于每一个后来者而言，却是先天存在而制约着他的社会生活。从而，对于这些制度的理解，一方面依靠和他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互动；另一方面，则依赖于文化符号的学习，而了解，习得这些社会制度。对这些确立已久的惯例、制度、规则，以及它们的演变过程的记载和描述，属于历史文本的内容，将这些规则用文字逐步加以阐明，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那些未被阐明的规则，总要比文字所能阐明的东西，有着更多或者更少的内容，^19 但正是在这种用文字符号对事件进行重新加工，以让后人理解社会生活的游戏规则的过程中，游戏规则被重新阐发。其原因，在于记载这些事件及对制度进行阐发的历史学家和思想者，在记载事件的同时，也免不了对其中的因果变化进行阐释，以及对事件本身进行反思。对事件描述中，所缺少因素的添加或者对于繁杂事件的抽象，体现了记载者的角度、立场，而理性反思的过程，则使现存的常被认为自然的、习以为常的规则和惯例的合法性受到质疑。^20 从而，这种对社会制度的重新描述和反思，反过来经常成为社会变革的思想来源。

关于国家的学说，得益于社会现实的变化和互动，在各种古老文明中，或许可以无中生有的搜寻出各种现代宪法和民主政治的所谓古典来源或思想，但真正对现代民主政治进行描述的详细理论，不会产生于任何文明古国的传统经典典籍中。17世纪以来，产生了一系列关于国家及政府的理论，而这些理论，实际上与现实遥相呼应。正是现实中，一个终极统治者力量合法性受到质疑，才促使了各种相应的理论的产生。

如果与其他的文明古国相对照，17世纪英国的光荣革命看起来更像一个偶然事件。光荣革命本身，依赖于大量有一定财产的民众，由于感受到财产可能被一个权力不受限制的国王剥夺的这种可能的威胁，而结合起来限制国王的权力。其先天因素，则是作为社会传统黏合剂的宗教组织，其教义和组织结构与社会问题不完全一致。所进行的光荣革命，使国王的权力受到严重的限制，从而达到保护大多数民众财产的目的，又避免了形成一个新的独裁者。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国王只有在得到议会许可的前提下才能更改其协议，议会地位的提升明显削弱了国王违约的能力。1688年之后出现的制度结构，没有为议会取代国王并采取同样 不负责任的 行为提供激励，制度上出现的变革使得政府的承诺成为可信。^21

由此，传统文化中很少受到质疑的国家和政府角色，被重新思考。传统国王所具有的各种权力，应该如何分解和制衡？个人将生存权、财产权等委托给政府，但政府将具有这样的力量，成为剥夺个人财富、生命的强有力的存在。[^22] 如何重新分配这些权力，以使这些权力得到合适运用，而又不侵犯私人的领域并且公器不被私用？这期间的制度设计，成为一种非常精致而具备技巧的事情。由于这些政治制度并不存在于过往的古典传统，也不和现实完全对应，相反，或多或少是对现实状况的一种重新描述，同时也是一种新的创造，由此，各种政治理论和思想，得以自由发挥，其中，各种制度，被看成一种社会契约而处理。[^23] 美国的实践，更进一步为这种设计提供了一种尝试的可能。美国独立战争之后，依赖于一种力量的均衡，国父们缔结了宪法，同时，以身作则的限制自身的权力成为经典的先例。这种先例，开放了其他文明古国关于政治理论的创造力，而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等级制度，或者内部指定、武力胁迫的禅让制度等诸种解释框架。

17世纪以来，政治学传统中的社会契约论，如果沿着博弈论角度，可以区分出三种传统和两种标准：^24

1. 从霍布斯的丛林学说，引出休谟的实然—应然问题，这适用于博弈论的最大最小标准。

2. 沿着洛克—卢梭—康德—罗尔斯路线，一个方向走向最大最小标准，一个方向走向功利主义。

3. 基于边沁—穆尔—海萨尼，转向功利主义。

肯·宾莫尔 Binmore 对霍布斯丛林学说的 原初状态 ，用现代方法进行了处理，在霍布斯的《利维坦》中，社会契约被想像为对一个自然原初状态的理性代替。宾莫尔避开了休谟的问题[^25]，他说道：

霍布斯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野蛮争夺，与人类行为有什么关系呢？远在我们成为可辨识的人之前，我们已经是社会动物。

从而将丛林学说看成一种虚拟的想像，而不把社会制度这种现实契约，和这种虚拟状态相比较而避开霍布斯的原初状态假说。如果沿着洛克—卢梭—康德—罗尔斯路线，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说明，同样必须有一个最初的约定，以成为日后各种契约的起点。洛克的政治学说，取决于其自然法学说中关于自然状态的理解，洛克以为，在这种状态下，人乃是他人身及财产的绝对主人，而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也成为何种手段最有利于保全他自己及其自己财产的裁判者。因此，免于专断和绝对权力的自由，乃是自我保全的屏障。因此，公民社会或政府不能以强力或征服而合法建立起来，而只有依赖于公民的同意才能成为世间任何政府的开端，而政府，未经人民自己或他们的代表同意，不能对人民的财产征收赋税。洛克的自然学说，以自己的自我保全为起点，再去尽可能去保全他们，这种状态，只有在人们之间，不互相冲突，处于和平和善意的状态才可能。当人们处于互相冲突的状态时，逻辑上，自然状态如何可能？在康德的论述中，这依赖于每个人心中的道德律自治。卢梭同样强调一种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人自由而平等。由于每个人的自我保全要求，使社会契约成为可能。而这种社会契约，要求将参与者的权利让渡给社会整体。1975年，诺齐克 Nozick 证明，在一个自然状态背景下，没有个人或者集体设计，可以基于合作博弈的解，产生出国家，这种国家，可称为 最小国家 ，也可成为 守夜人国家 。但是，问题是，这种契约的结果，可能是不稳定，或者说，没有约束力的。基于 边沁—穆尔功利主义 传统的海萨尼 John C. Harsanyi，对社会契约论的批评，强调了 这一契约是否存在约束力 。如果这一契约不具备约束力的话，那么，作为均衡结果的状态不再存在，由此，海萨尼认同功利主义计算，回归自利性假设。宾莫尔运用经济学理论，强调自我约束契约。即是，一个契约所构成的系统，必须是自我实施的。^26 也即是说，在自由契约的情况下，国家的产生，可以经由自由人的意愿，通过多次博弈而产生。而这种视角下的国家，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市场的自发制度，而不再是一种先天的强制性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公民有退出权，也有选择不让渡其自身权利的自由。

但是，现实的世界是，在广大的土地上，独裁者一旦形成，便不再赋予土地上的人民以其曾经作为诱惑的自由。所以，关于国家的理论中，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国家的先天政治权利，也不在于处于自由契约状态的人们如何自发形成国家，而在于如何让国家中的人们，避免从一个王朝的奴役，走向另外一个王朝的奴役。在这个过程中，如何集体行动起来，限制独裁者对于权力的滥用，远比关于国家存在的理由，更为重要。这个过程，不能依赖于独裁者的良心发现，或者对其暴力权力的自我放弃，而依赖于民众的行动。

注释：

[^1]: State 则强调权力结构，Country 强调土地部分，而 Nation 更强调抽象的概念。（《关键词》，P.91）State 这个词来源于拉丁文的 站立 stare 及 地位或条件 status ，用于指某种已经确立的、固定在特定位置的东西。 静态 static 和 稳态 stable 。（见青木昌彦）

[^5]: 这个论断在此后数百年经济学不断的数学化过程中，变形成为福利经济学两大定理，并成为一般均衡理论的核心，其中第一基本定理说：完全竞争假设下的任何一般均衡状态都是帕累托最优，即市场出清时，经济处于 技术有效率 的状态。第二基本定理说，给定任何一个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必定存在资源禀赋的初始配置，使得从这一初始配置出发所实现的一般均衡的资源配置，恰好就是给定的那个帕累托最优。第二定理由萨缪尔森的分离定理进行处理，即假设可以无成本的转移资源，进行再分配，从而达到效率最大化处理资源。而从工具观点，由于其判断的标准是资源是否得到最大效率的分配和产出，而至于资源的配置分配导致的正义与否的问题，涉及和这个标准冲突部分，则不进行处理。这就是 因为工具假设的原因，新古典经济学不处理道德问题 的理论依据。这被中国人有意无意地曲解为 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家 。

[^14]: 这即是所谓 枪杆子里出政权 ，然后以军事委员会主席为权力核心管制党中央，进而党再管制政府，通过各级政府管辖属下的权力组织架构。

[^22]: 这就是政治学家瓦因加斯特所说的 经济体制蕴含的政治性的两难境地 。

[^23]: 遵循诺思的思路： 制度 一词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某种 契约形式 或 契约关系 ，而 技术 则指人与自然关系的某种状态。制度被划分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正式的规则，包括宪法、法律、政策等；非正式的规则（习惯），包括禁忌、规范、风俗等。其中非正式的规则涉及了文化的内容和界定。按照诺思的理解，经济制度的演化可以认为是人为减低生产的交易费用所作的努力，技术进步可以认为是人为减低生产的直接成本所作的努力。关于经济制度的研究可以认为是关于资源通过某种制度下的生产行为转换成更有价值的形态这一过程的研究。在经济学博弈论的视野下，国家的两种起源学说：一致同意的社会契约理论，可以被视为一种合作的博弈论以形成制度；而暴力掠夺的起源说，则可以视为一种非合作博弈论。纳什证明了合作博弈论可以转化为非合作博弈论进行处理。从而，国家的两种起源说，可以被放在一个非合作博弈论的统一框架下得到处理。即是说，无论合作性的共同同意的制度，还是暴力掠夺的制度，都是一种契约。制度，意味着契约。广义上说，国家只不过意味着其中的一种契约而已。而国家的解体，只不过意味着参与博弈者的行动结果，导致了一种大规模制度变迁而已。

[^25]: 休谟的批评，则指出 任何事，都不能从实然推出应然 ，由于昨日的事实和规律，可能不适应明日的事实和规律，从而根据过去而形成的理论建构，可能不适用于明日。

生存是人类基本目的之一^1。技术则是使用物质而满足人类这些基本需求的系统方法。

构成人类的基本需求，在结成社会组织之后，并没有很大的变化，依旧是衣食住行。[^2] 但满足这些需求的过程和方法，却不断演化，越来越复杂。^3 在这个过程，更多的物质被涉及，更多功能复杂的工具，被创造出来，同时，除了基本功能外，其他无用的审美元素，也被添加进来。^4本质上，物质和工具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目的并没有变化，但其形式和过程，却发生了高度复杂的变化。^5

在人类的影响力足以改变地球的天然环境之前，^6 地球及物种本身，便处于生生不息的自我演化。太阳及外星系的辐射和小行星的撞击，则从外部上，不断改变地球上生物的形式。但当人类强有力的介入自然界之后，人类对于自然的理解和经验，随世代增加，对自然界诸物质的使用，也随时间变得复杂。可以观察到的是，在人类历史中，物质和工具一直处于演化之中。比如说，为了满足作为饮水的器皿这一功能，出现了圆、方、椭圆、锥体等不同形状的杯子，以储存不同的容量。制造杯子的材料，也有木头、陶瓷、玉、金属、不锈钢、玻璃、塑料等多种质材。而将材料制造成为工具的动力，则有人、马、木柴、木炭、油、电、太阳能、核能源等诸种形式。相对于工具形式变化的多样性，材料相对较受限制，一方面受限于人类对于物质特性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受限制于生产成本。但材料的每一次变化，均会带来工具特性上的飞跃。而每一次动力形式的变化，配合适合的组织制度，一旦被采用，均会产生深远影响。^7

最典型的例子，是重新分配了人和其他物种的力量^8，也影响了使用不同物质和工具人群的权力对比。^9 另外，则引起人类职业上分工的变化。进而，当分工提高了产品生产效率的同时，技术的范畴也不再局限于使用物质以满足人类需求，同时，也涉及人类如何组织以提高生产效率的社会科学的演化。这是工具和物质的演化对于人类文化及社会组织诸种制度的影响。

注释：

[^2]: 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1908－1970）的需求层次理论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将人类的需求区分为5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由此，产生出一个偏好序，可以比较效用，并进行分析。但对于各种需求在人脑中的位置，目前的脑神经学并未达到可以较验的程度。从而，对需求层次的区分只是一种理论建构。

科学、技术，乃是从手艺发展而来。而手艺，乃是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而独有的。这同时，也是人类千百万年演化的产物。

当古猿开始直立行走之后，对于四肢的训练，有赖于大脑的协调，这在360万年前已经完成。^1但要将自然界的天然材料，有目的性的制造成为具有某种形体及审美意义的物体，则还需要人类的脑子中，能在物体形成之先，预先想到其形象。这一过程，一直要到旧石器时代才得以出现。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器具形式有了很大的变化，可以发现此时人类大脑中所能储存、记忆、想像并制造的物品形象，大大的增加了。

当人类在新石器时代，结束漂泊，开始定居之后，历史便从某几个固定的地点逐步展开。^2群体在不断改造周围环境，驯化生物的同时，也反过来为环境及其他生物所驯化，这是文化的开始。^3从此文化和环境，共同作用，影响了人的进化形式，大脑和身体，分别作用于抽象思维和手艺，可以看成是这种协同进化的结果之一，而这两者，一开始以手艺的形式出现，而最终分别发展成为科学和技术。

发展出手艺的肢体，主要是手。[^4]同时还需要眼睛、耳朵和其他肢体的配合，并倚赖大脑进行协调和想像。手艺的发展，分为三个途径：一是审美，比如艺术；二是创意，比如设计；三则生产，即是技术。

1. 艺术倚赖于眼睛、耳朵所直接感受到的色彩、线条、音色，通过对手和肢体的训练，心摹手追，形成高度精致的技巧，来强化眼睛和耳朵的感受。随着文化积累，工具分化及器具组合复杂，形成不同的分支，^5但其表现重点在于手及肢体的技巧，而不是工具。

2. 设计，是追求不具备实用性的审美。设计的重点，不在于手艺精湛，而在于形式和创意，通过现成材料和产品，来表达新的思维和概念，正是设计的重点所在。

3. 技术所强调的，在于规模复制性。手艺因人而异，技术却强求一致。为满足无差异的可复制性，人类被提出了同一性要求，这导向人类在生产过程被进一步驯化。肢体被规训，以适用某种生产标准，这意味人类不仅被环境所选择，也反过来被人类自身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所驯化。这一趋势，从原始资本主义兴起，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伴随全球市场化和工业化过程，越来越得到体现。^6

技艺的演化，乃是人类肢体和环境互动的产物，而抽象思维，必然是在文明出现之后。人类的记忆，倚赖于脑神经元，本身的生物性特点，使记忆是短暂而易遗忘的。符号体系的出现并被保留，跨越时间限制，延续了人类积累的思考和经验。符号系统是在城市文明兴起的过程中，和官僚阶层、宗教组织、国家政权、皇室等权力架构共生成熟的。这又包括两种文字系统，一是约定俗成、民间自发演化出来的体系。^7一是有强烈目的性倾向，有大量资源支持，并通过教育延续的体系，其目的是使大规模中央集权，更加有效沟通。^8进而，抽象知识体系的发展，是通过社会制度层面进行支持的，可见知识一开始便与权力息息相关。人类的好奇心，可能是一种天性，与是否受到教育无关，甚至创造力可能是基因、能量的一种不自觉发泄。但将哲学和抽象思维，作为一种教育而进行训练，则是社会的制度所促成。社会性选择的结果，给予创造力以价值评价。教育，则意味着上一代的人，以文字系统为工具，对下一代进行规训。这是人类自觉不自觉的将文化因素强加于基因因素之上。长远之下的发展结果，便是形成识字分子与文盲两种阶层，并通过进一步分化，使人类区分出两个文化物种——识字分子和文盲。识字分子通过学习知识，利用人类过往的经验和记忆，文盲只能通过实物演示和使用而模仿学习。而在社会竞争层面上，识字分子要比文盲有优势。这是人类文化中，社会制度对基因所进行的不自觉的选择。

注释：

[^4]: 中国、印度有很多非常奇怪的传说，比如传说王冕乃是用屁股画荷花，接近于泼墨山水，而印度则发展出各种魔术，比如行走火海，吞针。吞针术所显示出来的特异功能，令到鸠摩罗什法师自己可以娶12个太太，但却令人信服的禁止了弟子们去娶妻，这就是 罗什吞针。但尽管如此，整体上来说，手仍然是肢体中非常灵巧的一部分。

在中国，书法历来被认为文化的一种。而中国文化，无论在文字、语言、思维体系，均与其他文化完全不同而自成一体。^1中国的传统及文化主导，乃是以中原地带为核心，沿着黄河、长江沿岸的江河、湖泊及相关水系逐步展开。同时，中央集权力量的加强，边缘部分被逐渐同化，中国人眼中的整个世界，乃是以地理上的沙漠、大海、草原等天然阻隔，所形成的封闭世界，号称海内。^2

相对富庶的区域，称为 鱼米之乡，物质丰盛，得以支持更大程度的知识分工生产，并发展抽象文化和休闲技巧。^3

汉以前，思想最为自由活跃的是诸子百家时代，这一直被认为是，在近代东西方文化接触之前，思想最为自由的黄金时代而每每令人追忆。^4

从这一时期的主要成果看，主要的研究领域聚焦于政治手腕和人事管理等方面，策士游说，主要面向小团体的卿侯，而谈论的话题，则是关于统治的思想。^5这明显不同于古希腊、罗马向公众演说的传统。这一结果，直接导致了策士除了强调独创性之外，也强调叙事技巧和修辞学。^6同时，实用性的军事和技巧，要比抽象性的思考来得更受欢迎。所以，一开始，法家的思想，要比儒家更受到重视。

一直等到天下一统于秦，并用15年时间，统一各种制度，自由竞争的思想竞赛，才慢慢消失，而战争，也令到各种书籍和纪录失去保存。汉承秦制，并在混乱中重建传统。一开始遵循儒里法表，兼融黄老，待到董仲舒定儒术于一尊，以天人感应作为独裁者的政治合法性依据，以一整套的儒家伦理约束社会制度，以修齐治平规训个人发展道路之后，对个人的自由思考及知识规划，便保持着由中央集权高度控制的态势。

此后，汉举贤良、孟德三策陆续演变，下层人士，通过各种预先规划的途径被选拔，到唐太宗科举取士，通过科举制度这一途径，知识的生产被政府所规划并制度化，自由思想受到严密监控。^7皇朝对民众严密监管，资源流动受到高度控制。通过考试制度培养出来的士大夫的眼界和知识结构，为政府所规划并限制。好谈国事而眼高手低。

中央集权的高度控制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一方面，那些不符合国家规划的自由思想被扼杀，得不到资源支持。另一方面，城市人口密集，文化发达的地区，尽管也存在一帮有足够好奇心和物质条件的有闲阶级，但却缺乏制度来支持对自然界的兴趣培养和实验精神发展。在身份地位上，这些人和手工艺人的严格区分，使抽象学问和实际工艺高度分离。而教育，尽管有可以支持基础教育的私塾，但其目标集中于考试科举。民间实用技术零星发展但缺乏系统整理，工匠手艺精湛但缺乏系统整理推广，而不能大规模复制。除了满足向皇家进贡要求而获得资助的项目，大部分手工艺的改良，均源于市场的自发。^8关于自然界的纯知识中，天文学，蒙上占星术的外衣而发展。^9纯数学则完全不受国家资助，成为有闲阶级的一种智力游戏。^10由于传统作为有闲阶级的士大夫并不缺乏好奇心及闲暇时间，但实际上，其可能的思考途径却过早受到中国集权路线的规划和限制，从而，除了发展出大量复杂矛盾的人事技巧之外，也发展出大量高度精致细腻的艺术，比如诗词歌赋的技巧，而书法即是其中之一。^11

中国书法依托方形文字而起，自结绳纪事，演化出象状摹形的鸟凤龙虫体以来，基于所竣刻材料，是有钟鼎、石鼓、甲骨、金籀，作为沟通工具的文字既未定型，关于线条的审美意象也颇为随意，有天然质朴之感。

秦李斯刻石，书同文于小篆，自此，书写作为一种沟通工具，其书写的规范，由政府进行统一，但此时政府仅限于强调作为工具的沟通效率，而尚未有精力去试图统一书法的审美。此后，篆体散为八分，易为隶体，因急就而生章草。秦汉之间，不足百年，文字变化至巨。[^12]汉代官方文字往来，以隶书为主，尽管有很多变体，但基本就文字演化，仍以交流识别为第一要义。

汉代的隶体一直持续到魏晋，而期间，书写工具及载体也发生变化。秦以前的文字，主要保留在金属钟鼎，秦收天下金器之后，民间改为刻石，但西汉碑刻也很少见，而竹简、木椟和缣帛仍然是主要的书写载体。同时，缣贵而简重，战乱中，易遭毁坏。汉代最重要的技术是纸张的发明和改造。^13纸张由于技术改良使成本大大降低从而广泛普及，这一结果，影响了晋代的书写。但在东汉时，这一成果尚未完全显露，民间则碑刻大盛，而官方和佛教徒刻石勒碑，则保存经典典籍。^14

汉勒石、魏墓志的工艺，大致是先书丹，后刻石，最终的成型面貌，完全有赖于刻工的优劣。刻工每一笔都是自己体，每一刀都可能因石材和刀锋的碰撞而产生出创新的变化，但对于刻经来说，书法只是一种附属要求，重要在于内容保存，也没有标准及规范，没有一个既定成形的共同默认准则可循，也远未发展成为一种学科的系统批评。刻工，无论其刀法如何神妙，也纯粹基于个人手艺而非系统性的美术训练。故偶尔有神来之笔，但却良莠不齐。尽管如此，由于时代之间，书写工具，载体，字体均发生强烈的变化，故汉碑、魏墓志均显示出与后代不同的独特风格。

在当代人眼中，从秦到晋之间这些书写，均属于书法的范围，这涵盖了鸟凤龙虫体、钟鼎、石鼓、甲骨、金籀、篆、隶、章草等书体，而保存这些书体的工具也多种多样。但书法这个名词所涵盖的审美意味，却非这些时代之人所有，真正的书法，乃是从晋代的 法书 开始。

晋代时，纸张已广泛使用，^15制笔的工艺也已经成熟。正是晋代的风流名士，才真正将书法从手艺变成一种艺术。上有贵族引领时尚，下有民众追随，书法在晋代成型，也属必然。^16王氏父子被奉为书法正宗，以行书名世。父子风格不同，大王质朴而偏楷，小王疏狂而近草。^17

晋唐的社会风貌不同，而表现出来的于艺术、思想风格也完全不同。唐太宗在科举取士，限制知识领域，规划思想的同时，也进一步以其对书法的个人喜好，规划了时代的审美规范。书写被融合在科举制度中被制度化。同时，皇帝的口味偏好，引导了唐朝出现大量 书法家 之外，也出现大量关于书法批评的所谓正统理论，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形成书法的传统。而书法便定型于唐楷。这一规范，在形体上，以颜柳欧虞所开创的楷书标准，而工具则定型于笔墨纸砚。在宋代的印刷术发展之后，皇家对书法的审美要求，通过 阁帖 这种 法书 标准，进一步推广到民间，演化出馆阁体这种皇家帖学，成为民间士子的技术规范，一直延续到清代碑学的兴起。

自唐代以君主的个人偏好确立了传统和标准以来，书法被夹杂在科举制度这种经过多年演变已经高度成熟精致的制度中被进一步规范，这种制度背景，使从摹开始的老老实实的 抄 古帖成为受正面制度激励的做法。而无论表达张狂的草书，模拟民间心态的隶书，复古的篆书，以及后世满清的碑学，来对抗官方帖学，从来都没有形成官方承认的主流，中国书法，是在传统形成的夹缝中所形成的。而作为艺术创造本身，独创性从来不是中国书法所强调的，书法的要求便是 抄 ，老老实实的模仿。^18

清代文字狱和更高强度的思想管制，使金石学成为士大夫逃避世事的去处，通过时间的累积，金石考证，无意间形成一种挑战现行历史的真相还原，并间接借古讽今，这种风气，伴随碑刻的出土，波及了书写的技术规范准则。一时碑学大盛，清代的书法碑学，如果从1840年算起，包括何绍基、杨沂孙、赵之谦、桂馥、杨守敬，再到后世的吴昌硕、康有为，^19这一风气，伴随对刑徒砖刻、晋人残纸、民间经卷、陶器铭文等的重新理解，在官方定下来的书法规范中，加入民间元素，进而形成碑学与帖学两个对立的美学范畴，这种对立，可以说是时代风气促成的保守和激进的对立，也可以说是民间流派与皇家在审美意象上的对立，民间阶层，对于皇家审美意象的反抗。碑学这一运动，使后来民间所理解的 书法 ，除了馆阁体所确立的楷书标准之外，更加入了晋以前的一系列遗物，这些遗物与阁帖一起，伴随照相术的推广应用，成为对 书法 这一词语及传统的重新诠释。于是，后世学子，便在碑和帖所混杂而成的 书法传统 中，学习书写，而那些还在沿袭前人关于碑学和帖学何为正宗，何为美的争论，则仍然引用着前人所形成的规范及标准来进行作为争议的依据和评判，而没有意识到，这种争论，实际上是在封闭的中国世界中，官方和民间审美标准的分歧，而帖学和碑学的分歧，在于要么抄阁帖，要么抄古碑。而并没有真正回头去反思过为什么要抄而不是自由的独创这一问题。

从技术观点上看，中国书法作为一个传统本身而言，便约定了 抄 的事实和规范。除非放弃毛笔和水墨，又放弃中国的方形文字，^20否则，只要是中国书法，便必须老老实实的抄。当士大夫用毛笔和水墨承接下民间艺人下的技术传统时，书法艺术便成为毛笔水墨的囚徒，当颜柳欧虞确立了书法的正统时，书法便成为唐楷的囚徒。只有当毛笔水墨变化成为钢笔墨水，再进一步变化为鼠标和键盘时，当鼠标键盘，在已经眼见的最近，在各种输入法对方形文字的输入同化之后，最终于以千人一面的书写，完成传统所不能完成的大规模复制之后，中国书法，才慢慢摆脱文化因素，成为真正的古董，而属于少数人可以选择的休闲消遣，同时，这种消遣再没有传统受皇家推崇的高下之分，而只是一种个人的兴趣选择。

回顾唐以来的书法批评及书写技术，在技术上，中国的书法史，显示出一种纯粹的手艺，而非可大量复制的系统技术，尽管有如此多的考试者渴望着书写出一手好文字，却只有少数的书法家的作品作为法书流传下来。相对于书法作品而言，关于书法的理论，集中在审美理论的研究，而不在于执笔技法和书写材料的研究。而坐姿，执笔技法，书写材料等的变化，则成为每一代书法成就的无意识背景及约束条件，这种约束，使对前代书法的模仿不可再现。缺乏对这些约束条件的深入研究，使得每一个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手工作品，而不能成为机械时代的大规模复制品，而使每一民众均可受惠，可以说，尽管中国的制度背景提供了一个书法群体，并通过制度化形成一个规模组织制度，但在条件上，却无法使书法成为一种完全可复制的技术，而皇家的审美规范，则一直试图以统一划一的规范，去人为的强化、规训、引导受制度激励的科举者，以达致一种千人一面的书写。这种规范，源自中国的制度及文化，而成为中国书法的潜意识背景，由于这种制度本身追求统一面貌，而扼杀个体创造力。其结果，便形成中国书法在强烈的社会制度变迁之后，仍不自觉的以其审美意识，继续影响着那些所谓中国文化的热爱者，传递着书写背后的文化意识形态。

注释：

[^12]: 秦灭六国，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丞相李斯奏请焚毁 《诗》、《书》、百家语 。民间禁藏《诗》《书》。到汉时，文字已与前朝大为不同，孔府出《壁中书》，马端临谓为科斗或蝌蚪书，皮锡瑞谓为古籀书，或又谓篆书，西汉已不通行。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之争，除了语法，语义的争议之外，与文字辨识也有关系。正是这种争议，才引起此后一系列文字、训诂、校勘等文献考据学。

中国文化的系统思维及方法论，源自易学。现今通行为《周易》，传说为周文王所创。《周易》之前，有《连山》、《归藏》。这三者，即是 三坟五典 中的三坟。^1按照前人注解，不同之处在于占卜时起卦方式不同。^2根据后来出土文物，有指《周易》起卦以乾坤为先后次序，而《连山》《归藏》则以 坤乾 为先后次序。《连山》《归藏》后来失传，好事作伪者，故弄玄虚，每托其名，夸大其词。^3

《周易》，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古经》，涉及符号、卦爻，言辞晦涩，歧义甚多，不可索解。[^4]后世称《易经》。二是《大传》，包括七种十篇，又称 十翼，传说是孔子所作，属于对卦爻的解说文字，内容及思路更为连贯，称《易传》。^5

以《周易》为基本文本，早期书籍，如《论语》《吕氏春秋》《战国策》等，重在关注其间的道理。汉以后，形成三种不同的解释思路：易象、易数、易理。

• 易象： 汉易以象数解义，即以八卦所象征的物象，来解释卦辞和爻辞，[^6]汉易之著名作品，包括孟喜《周易章句》、焦赣《焦氏易林》、京房《京氏易传》、苟爽《周易注》、虞翻《周易注》、魏伯阳《周易参同契》、郑玄《易纬》等，均是沿这一思路发挥。[^7]

  易象这一流派，主要注重对于物体的形象观察和比喻，到后来，又参合天文、地理、医药等，衍出不同门派，比如堪舆玄空学定风水布局（俗称看风水），观天象定国运气数，观面相手相定一世吉凶等。汉以来，强调 天人感应 学说，关乎国运，历法牵系民生，由此引起钦天监及历法之争，影响天文学走向，而和西方占星术相通。观面相、手相被纳入占卜之学，至今民间流传。

  民国以前，地大物博，民间尚土葬，因此堪舆玄空也非常流行，书籍如郭璞《古本葬经》、青鸟子《青鸟葬经》、杨筠松《二十四山向诀》、李思聪《地理总索》等，影响民俗，千余年之久。到清末尚有沈竹祁《沈氏玄空学》。近代人口拥挤，火葬兴起，堪舆之学才真正变成屠龙之技而无可用，于是改头换面，改成看家居布局。

• 易数： 这一体系的思路，大体遵循 无极—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 的思路，然后越来越繁杂，所谓卦成於八，重於六十四，爻成於六，策穷於三十六，再重而得到三百八十四。成为早期数学演算的开始。[^8]

  数学渐渐被剥离之后，便变成专事占卜。汉以后，以京房六爻占卜及邵雍梅花术数两大派为主，其他则如子平斗数、紫微斗数、铁板神数等，甚至奇门遁甲，则属于民间江湖。官方主流经典，为与《六壬》相关的书籍。清修《古今图书集成》，于六壬收《大六壬类聚》。编修《四库全书》，于六壬取《六壬大全》。[^9]民国时，尚有韦千里的《千里追命》流传。由于人口繁殖过快，每一分钟均有大量婴儿出生，故传统所设定的时辰概念，已不足以应付、解释同一分钟出生儿童在命运上的差异，因此，又参合时代概念，衍生出种种解释。惟自1949以后，大陆这学派被列为迷信，无法再吸引聪明才智者参与，因此所提供的衍生学说，也变得错漏百出，成为彻底的骗财之术。

• 易理： 这一流派重在强调阴阳辩证之间的关系学说，魏晋以后，王弼《周易注》 扫象不谈 ，以《老子》《庄子》玄学解《周易》，而复兴易理之学，专取卦意之义，[^10]此派学说，类似于基督神学的寓意解经法，以《易经》为基本文本，做任意阐释，从而大大拓展了这一文本的解释力。经唐孔颖达《周易正义》、李鼎祚《周易集解》而为宋儒发挥而及明清。

  宋儒如朱熹《周易本义》、程颐《易传》、司马光《温公易说》、赵善举《易说》、林粟《周易经传集解》、李杞《周易祥解》、邵伯温《易学辨惑》、吴沆《易璇玑》、项世安《周易玩辞》、周以夫《易通》、蔡渊《易象意言》、魏了翕《周易要义》、董楷《周易博义》、丁易东《周易象义》皆大致通义理。

  但到宋儒之时，佛道释三教激荡，再解释《易经》时，已不局限于义理，而试图会通象数、易理，以成为一个统一面貌。

以上大致为基于《周易》为基本文本，所衍生出来的象、数、理三个思路。神秘主义、哲学思辨各行其道，各取所需。无论遵循何一途径，就其方法论而言，均是试图以某些最基本的简单规则，演化出一个体系，来解释并预测世事。而其演化越复杂，与世事重合度便越低，而最终未免破绽百出。反而，易理一路，其基本的辩证思维，被儒家吸收之后，二元对立，简洁而易用，虽粗陋却少破绽，不易被挑出毛病，反而成为中国传统二元对立认识论这一基本思维。

但总体上说，两千年前的基本思维框架，作为一种千年古尸，拿来欣赏无妨，但迷信其中尚有瑰宝，而言之凿凿者，则未免民智未开，或居心可疑了。

注释：

[^4]: 如：

初九：潜龙，勿用。上九：亢龙有悔。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6]: 如： 乾 取象为天， 坤 取象为地。

[^7]: 由此又诞生出《易纬》，即为《易经》之纬，其用意以 纬 为 经之翼 。

[^8]: 这类似毕达哥拉斯学派，试图以一种数学神秘主义来猜测人间运道的 逻各斯 。

[^9]: 这即是民间俗称 算命 ，以四柱定一世命运。

[^10]: 乾卦不取天象，而取 健 义、 刚 义，坤卦不取地象，而取 柔 之义。典型之解释方式，如坎卦不取水象而取 陷 义、 险 义，即一阳陷于二阴之中。

异端问题，实质上涉及政权及教义的合法性问题。王朝对异端历来的做法是斩草除根。^1

中国自汉董仲舒以来，以儒家教义为政治合法性之依据，天子为社稷所系，若天子崩，则政权之合法性，以血缘传承，依嫡幼而定。按照标准儒家教义，《曲礼》 国君死社稷，国君自杀便标志着王朝终结。^2

政统的合法性，牵涉士大夫安身立命的合法性问题。但士大夫们实际上并不太在意谁来当皇帝，只要皇帝愿意接受儒家学说作为王朝的基本教义，士大夫们便获得了道统上的认可。

至于王朝之间的更替，可以有各种理由，比如尧、舜之间的禅让制度，甚至邹衍的五德循环说，均可以被引申来解释王朝交替的合理性。^3汉唐以来，王朝叠代，多由暴力获得。李渊为隋杨旧臣，宋祖为柴氏旧臣，唐太宗杀兄废父，武则天出于后宫，其名分的合法性均颇为可疑。王夫之在《宋论》第一卷中，用一种很抽象的说法

帝王之受命，上者以德，商周是也，其次以功，汉唐是也，而宋，命也，

用 命运 来解释这些问题。

后世的历史学家，在重新叙述历史时，所判断哪一个是合法政统，往往与自身所处境况有关。杨联升在《中国历史上朝代轮廓的研究》中说：

中国传统将一个有合法的继承家系的朝代（正统）和一个篡位的朝代或者傀儡朝代相区别，然而，这一区分所采取的标准会随着历史学家所处位置而变化。

杨联升以 三国的正统问题 来说明以地域为标准和以血缘为标准之间的冲突问题。在西晋时候，魏（曹操）被认为正统，因为它从汉接过皇位并转给了晋，同时，魏也占据了那时中国的心脏地带——黄河领域。但到了东晋时候，因为东晋处于偏安，所以对处于相似境况的蜀（刘备），便开始强调基于血缘的合法性。到宋时，这一冲突更加明显。北宋的司马光认为魏具备合法性，南宋的朱熹则认为蜀具备合法性。

政统、道统是否合一，还是分离，可以成为一种政治助力，也可以成为一种政治阻力。^4对于士大夫来说，政统是否和道统一致，牵涉按照儒家的标准，是该出来做官，还是该遁世逃避问题。^5典型的例子，比如崇祯皇帝的自杀行为，李自成入京时，如果崇祯皇帝接受失败命运，举行一个禅让的仪式，将玉玺大印传给李自成，那么，士大夫们便可以继续名正言顺的为新皇帝打工。但崇祯皇帝的举动，意味着他并不承认李自成的合法性，这逼着士大夫们只好起来勤王。但如果按照正统的教义， 国君死社稷，崇祯皇帝的自杀行为，同样标志着王朝的终结，士大夫们的勤王行为的合法性，同样存在问题。于是，教义只好被重新解释，顾亭林在《日知录》中便解释说，

天子则四境之内无非其土者，无往不可。以倡言天子死社稷者为浅学小儒。

吴廷燮进一步说，

《曲礼》所言国君，皆指诸侯而言，明思宗竟以天子殉社稷为正，此未知天子以四海为家之义。

说到底，均只不过为自己之所为寻找一个合法性依据而已。所以后来当清兵渡江打到了福王的小明朝，带着一卷福王的投降书，王觉斯、钱谦益便可以名正言顺的投降新王朝，继续打工。^6

明以后，清代数百年之后，又巨变。如果重新检视冯玉祥逼宫、梁巨川死难以来王朝之变化，如陈寅恪所言，王国维自沉，代表着保存在《白虎通》中的正统教义的沦落，立宪选举成为新的合法性教义。所以，袁世凯称帝，则是宣布不遵循这种立宪的游戏规则，所以只能导致引起兵变和内乱。而自北伐战争以来，中原大战，无论谁胜谁负，总必须去为自己确立一个道统合法性。蒋家王朝的依据源于其体系是继承孙中山而来，而孙中山的合法性，则源自推翻清王朝以来的立宪游戏规则。

1949年以后，蒋中正遁迹海岛。胜利者只好重新解释历史，一方面重新诠释，以为历朝造反暴乱者可以为王，另一方面则求诸外教，以马克思的三阶段论作为道统立法依据，然终与传统文化不符。故四九以来变化，也多与此有关。其实，若果南方小朝廷，如福王般主动的送上一卷投降书，以被招安的方式，完成道统和政统的合一便甚理想。连战来访差点点便完成了这个事情。只可惜时易时移，小王朝的更替早已遵循新的游戏规则。未免令这数十年的阶级斗争，和对《水浒》的重新解释，变成铁拳打空，自己受力，反过来担心阶级兄弟依样画葫芦，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了。

注释：

人性的问题，是各种宗教立论以及各学说的出发基本点，并且各执一词。

道教：为中土土产宗教。老子《道德经》说，

为吾有身，患莫大也。 大道废，有仁义；智能出，有大伪。绝欲去智，少私寡欲。

看起来俗人若昏，独其昭昭，很是世故。庄子说

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

得老庄传统的道士和墨客，或专研房中术，或练元婴以求长生，可以说，道教实际上并不太关心善恶的起源，而更关注个人的存身之道。所以，道教是一个个人之学，而不是一种伦理之学。

儒教：孔子说

食色性也，

不太主张以后天的道德标准去衡量先天的气质有无。但他的学生们却意见大不相同，孟子主张性善：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1

荀子主张性恶：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后来程朱理学，走孟子一路，所以后来《三字经》便主张

人之初，性本善。

而恶，则只是一种 善的缺乏 ，而并非真实存在的事物。

佛教：佛教看众生，从无看起，向着成佛的目标迈进，六道轮回，以最终是否成就大智慧来论断，而不以当生当世而论。对众生而言，善的佛性与恶的无明，一体两面，在生死，是无明，出生死，便是佛性。从佛教说，性善性恶，其实不是问题。因为在千世万劫的因果轮回中，这个问题已经被消解。

祅教[^2]：其教义是典型二神教，善神代表光明，恶神为万恶之门。火是善神代表，拜火，也拜太阳。^3祅教教义中，善恶乃与天地俱生，其争斗，无始无终。

摩尼教[^4]：基于祅教学说，吸收基督教的诺斯替派（Gnosticism）及少量佛教教义而成。摩尼教的教义为两宗三际，两宗指明暗，也即善恶；三际指初际、中际、后际，即过去、未来、现在。主张有天地之时，只有善恶二宗。善宗即光明王国，恶宗为黑暗之王（魔王）。二宗始于混沌之先，故善恶同源，与拜火教相通。

景教[^5]：属于基督教一支，其教义主张，上帝无始无终，三位一体，创造天地万物和人。基督教义中，以撒旦为恶之化身。但《圣经》文字，容易引起冲突。比如《圣经·创世记》第一章中，神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既然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而被创造出来，而上帝是全善全能，为何还有恶？《以西结》第二十八章十五节，解释说道，神没有创造一个邪恶的撒旦，而是创造一个善良而完全的天使长。由于骄傲自大，天使长堕落为魔鬼。但骄傲自大，正是七宗罪^6之一，罪又从哪里来？奥古斯丁不得不竭尽心力，创造了 原罪 这个概念。让亚当、夏娃的后代，去为他们的先人在远古时代的一次放纵行为千秋万世的买单赎罪。

精神分析学派：精神分析强调利比多和集体无意识，将人类行为归入深层的无意识状态，看起来，更类似一种宗教。荣格主张， 集体无意识 乃是先天遗传，诱发因素则是后天影响。

博弈论：博弈论的开始假设是人的不合作特征，讨论合作如何从不合作中被诱导出来。纳什均衡的囚徒困境演示了一个例子，如果完全基于彻底的个体自私选择，可能会导致群体的低效率。

社会生物学：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为基因如何合作以最大化延续提供了大量例子。

遗传学和基因：如果人性的善恶是胎生遗传的，那么，有必要找到关于善恶的基因，才能判断善恶的天性存在与否。可以说，遗传学和基因的研究，可以为各种文化理论关于善恶的看法，划一句号。

注释：

[^2]: 又称拜火教，约公元前600年—前500年，波斯人锁罗亚思德所创，依其仪礼特征而命名。萨珊王朝期间（约226—851年），被立为波斯国教。公元7世纪，波斯被阿拉伯人征服，祅教也日渐衰落。在《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中，辛巴达航海遇见拜火教徒时，已视其为邪教。拜火教传入中国约北朝时的北周（公元6世纪中叶），唐时，唐人据其音而造新字 祆 xian ，以指其神，在两京及西北各州有祅祠，用以怀柔西域胡人，但不许本土民间祈祭。五代、北宋时犹存，至南宋以后不见于中国记载。

[^4]: 创始人摩尼（Mani，约216年－274年），约在中国的东汉末年，此时佛教也开始传入中国。宋代《佛祖统纪》记载，唐武则天延载元年（公元694年），波斯有摩尼僧带《二宗经》朝觐，开元二十年遭禁。安史乱后，摩尼教借助回鹘的势力，重入中华。此后70余年间，一时为盛，为三夷教（摩尼教、拜火教、景教）之首。会昌三年（公元843年）为唐武宗所禁，转为地下宗教，民间传为 食菜事魔。依仪式而言，摩尼教素食但不拜火。

[^5]: 景教为基督教一支，是基督教的聂斯脱里派，为 叙利亚人聂斯脱里于公元428年所创。叙利亚人聂斯脱利曾是皇帝任命的罗马帝国京城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他主张基督的 神、人两性论 ，遭到持 一性论 的亚力山大主教西利尔的反对。这本来是东方教会内部的神学上论争，但二派分别受到帝国皇帝和罗马教会的支持。双方论争激烈，聂斯脱利终于在公元431、449年两次以弗所会议上被裁定为异端。聂氏本人被撤职，在流放中死去。他的门徒被迫东迁，在波斯传教，颇有发展，成为一个独立教派。时受宽容，时遭迫害，于公元635年传入中国。又名大秦景教，现存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记述了景教于唐朝贞观9年(公元635年)由叙利亚教士阿罗本从波斯传入西安。由唐太宗派高级官员携仪仗队去郊外 宾迎入内 ，给予礼遇和支持，让他在宫殿里译经，在内廷中布道。并下诏许：准他在京畿建造大秦寺、于诸州各置景寺，崇阿罗本为 镇国大法主 。景教在唐朝有了很大的发展，享有 法流十道、寺满百城 之盛况。碑建于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明天启3年(1623年)于西安西南周至县终南山麓唐大秦寺所在地出土，在土中埋了842年。大概是在灭教战乱中被保护埋入土中的。

西文的 economics [^1]与中文的 经济学 含义不同。这种不同含义，一方面显示了文化交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性，另一方面，引起理解差异，反过来，这种差异，又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文化的特性。

政治经济学 一词，则源自法语 oeconomie 对拉丁语 oeconomia [^2]的扩展。政治经济学 一词首先出现于法国。一般认为，1615年孟克列钦 Antoynede Montchrétien 在《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的书中第一个使用 政治经济学 一词。但1948年金 King 的研究指出，早在1611年也就是比孟克莱田早4年，迈耶尔·蒂尔凯 Mayerne Turquet 就已经使用了 政治经济学。在英国，威廉·配第于1683年和1691年使用了这个词。詹姆斯·斯图亚特（Sir James Steuart，1767）是第一个把 政治经济学 作为自己书名的英国经济学家。

把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与提供物质财富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含义在19世纪的上半叶是极为广泛的。

边沁、穆勒、麦克库洛赫等都把 政治经济学 确定为研究管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体系。小穆勒则坚持 政治经济学 是研究财富生产和分配规律的科学，需要对事物进行深层研究和说明。

马克思为这个词语带来了政治斗争和社会阶层的意味，在一系列著作中，马克思认为 政治经济学 是研究和探索 市民社会的解剖学 ，恩格斯则把 政治经济学 描述为是

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分析。

鉴于 政治经济学 这一名称容易造成人们某些误解，认为这门学科主要是研究政治与经济关系，有的学者建议改称 财富学，有的建议改称 经济学。1879年，马歇尔夫妇把他们出版的基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定名为《工业经济学》。1905年，当杰文斯最后一次出版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时，便将该书改名为《经济学原理》。英国的经济学家尤其是马歇尔，是提倡和推广 经济学 这个概念过程中的主要贡献者。到了20世纪的20年代政治经济学 几乎已经都改称 经济学。

到罗宾逊夫人、凯恩斯，再到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

经济学被简单地看作是一套分析工具。不是教条，而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智慧的工具。

沿着马歇尔的道路，经萨缪尔森数学化之后，经济学彻底的成为了韦伯所说的

与价值判断无关论的工具。

这成为20世纪以来的经济学主要模式。

20世纪60年代以来，沿着加里·贝克尔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路线，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又重新扩展到了政治生活等非经济问题的研究上去，形成新的政治经济学，布坎南的弗吉尼亚学派通过公共选择学说使得经济学与政治问题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形成的 新古典政治经济学 ，而由科斯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也可以看成某种政治经济学。于是，政治经济学的含义变得更加复杂，而纠缠其中的，则是马克思主义者对 政治经济学 阴魂不散的复辟主张。

回顾完西文中的 economics，再来看中文中的 经济学，汪丁丁在《经济原考》中对这个词语的词源做了说明：

1. 经，章太炎《经学略说》：

   古代无纸，以青丝绳贯竹简为之。用绳贯穿，谓之经。

   《离骚》：

   经，径也。

   《说文》：

   经，织也。

   《左传》：

   夫礼天之经也。经者道之常。

   由此引申出“治理”和“规范”的意思。《诗·大雅》：

   经之营之。

   《周礼》：

   体国经野，

   以经邦国，

   经，法也。王谓之礼。经常所秉以治天下者也。

   由此和 济 字相连接。

2. 济，《说文》释名“济水”而外，无详解。《易经》有 既济，未济 二卦，其义似应从 治水 而来(治水，齐水 也)，再引申为 利用，管理，完成，丰盛，给予，利益。《易·系辞》：

   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

   臼杵之利万民以济。

   从 济 字的 规范 和 完成 义又引申出 中止 的涵义。《诗经》有

   既不我嘉不能旋济。

   《康熙字典》引《左传》：

   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

   又见《辞海》引《书·陈君》：

   必有忍，其乃有济。

   所以，济 字的 止 义含有后来《大学》止于至善 的意思，与 明明德 相接，这就回到了 经 字。

汪丁丁指出，中文中的 经济学 ，本身意味着经义之学和利益之学，从而兼具 义利之辨，经济和道德双重意味。[^3]进而，汪丁丁将其阐发为 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 问题。

但是，汪丁丁只考察了 经 与 济 的本来含义，并没有进一步考察 经济 这个词语将 经、 济 两个单字连起来的词义变化。他谨慎的指出 经济 这个最早似乎见于杜甫的诗中，这种论断是相当谨慎的。王彬彬的《“经济”补说》引用了李白的《嘲鲁儒》中

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

的句子，指出最早将 经济 二字联用的，也许是李白。王彬彬引述日本富山大学竹浪聪的考证，认为东晋道教葛洪（283 － 363年）的《抱朴子》内篇中，

以聪明大智，任经世济俗之器

中的 经世济俗，为 经济 一语的 原形。

事实上，唐诗中，大量出现 经济 这个词语，最先使用的，可能是卢藏用。[^4]、[^5]但 经世济俗 并非道家思想，而是儒家政治思想。这一思想，源于孔子对周礼的修订，沿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一路径，以个人修持为起点，以经邦济世为终点，构成中国儒家处理自我和世界之间的基本伦理关系。历经汉唐、宋明、直至晚清，一直是中国正统思想的核心体系。^6与其遵循汪丁丁将中文的 经济学 的基本冲突定义为 义利之辨，不如说，中文的传统意义上的 经济学 乃是最正宗的儒家思想中的 经世济俗 之学。[^7]

如同竹浪聪说明， 经济 一词，唐以后传入日本，其义渐狭，专用指财务政策、财政措施，深合西文 economics 之义。这也正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原题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所研究的作为文明的背景条件的国民财富的性质，而不是作为国家致富的经世之义。当日本翻译英文文献时，使用这一词语时，两者含义其实一致。

等到中国从日本间接引入文献，严复翻译《原富》（又译《国富论》）时，坚持将 economics 译成 计学，并在《原富》卷首的 译事例言 中说明：

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故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必求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狭，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

同时严复在《四十自序例言》中所说的，

此二百年来，计学之大进步也，故计学欲窥全豹，于斯密《原富》之外，若穆勒、倭克尔、马夏律三家著作，皆宜移译。

如同本杰明·史华兹说明：严复之所以选择斯密的著作，乃是因为斯密的著作是源而不是流。^8但当严复强调斯密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见解，

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目的是增进本国富强，

汪丁丁指出，严复清楚地意识到斯密教义中的 义利之辨，并在《原富》按语中，指出孟子 亦有仁义而已，何必言利 以及董生 正谊不谋利 这种正统教义的问题在于 化于道皆浅，几率天下祸仁义 的实际操作性问题。尽管严复带有强烈的强国情结，但基于他对经济学传统的理解，在翻译 经济学 一个词语时，坚持使用 计学 而不用 经济学 ，显示了其已经摆脱了传统士大夫的 经世致用 的角色，而独立思考经济运作规律的可能。

但 计学 一词并没有得到广泛地运用，相反，经济学 一词更为流行，这或许显示了儒家思想的粘力。等到经过苏联列宁重新注释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马克思关于 政治经济学 的见解，便正如赫恩及麦克劳德所担心的，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纠缠不清。而这种理解，反而和中国儒家传统非常合拍，对于换个皇帝打工的士大夫阶层来说，这种表达或许更加准确。

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歇尔—萨缪尔森化的 economics，在中国受到广泛流传，却一直因为牵涉政治及价值问题而引起很多争议的过程。可以清楚的意识到，这种争议，事实上，是传统儒家文化以及中国历史屈辱与梦想的意识形态期望，和理财之学百余年来的冲突的延续。或许等到这种屈辱真正不再，而 计学 不再被寄予民族复兴的期望时， 经济学 才得以真正还原其 计学 的面貌。

注释：

[^1]: 罗卫东，《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一个简单的考证》（未刊稿）：econom 一词源于希腊。eco 的意思是家务，nom 的意思是规则。因此 Oikonomike 或 economics 的出头含义就是 家政管理 。亚里士多德在分析主人和奴隶、丈夫和妻子、父亲和儿子三部分组成的家庭时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这个道德哲学上的含义一直延续到18世纪哈奇森（1755）和斯密的著作《道德哲学体系》之中。

[^2]: 罗卫东认为：用 经济 一词表示节俭、勤俭、精心管理家庭和其他组织财务也是拉丁语发展的。

[^3]: 这和苏格兰启蒙时代将 经济学 视作研究 一个社会里生产、交换，消费 的学问一致。也和亚当·斯密一方面书写《道德情操论》，另一方面书写《国富论》一致。

[^4]: 《李太白集》中 经济 一词出现四处，《杜工部集》中 经济 一词出现五处，比李太白（701 — 762年）年长的，张九龄（678 — 740年）、孟浩然（689或691 — 约740年）、王昌龄（约698 — 756年）均使用过这一词语。比杜工部（712 — 770年）年长的，王维（701 — 761年，又作698 — 759年）、高适（706 — 765年）均使用过这一词语。从年代上说，在《全唐诗》中，最早使用 经济 的，极有可能是卢藏用的

埋没经济情，良图竟云已。

[^5]:《列传第四十四·卢藏用传》，藏用工篆隶，好琴棋，当时称为多能之士。虽隐居于终南，却执着于经济，后世有 终南捷径 一典以讽刺之。

[^7]: 从唐诗中开始，梁徐勉和元帝诗中，

早怀经世方，留心在庶绩，厉精思治纲。

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